王公贵胄、巨富商贾……历史上多少「天之骄子」尽付东流，唯曹氏父子于权奸、于诗心、于人性的水火激荡中，留下永世追索的缒梯。在郭启宏的诗笔下，曹氏一脉《天之骄子》则「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于蚀骨溶岩般的情节流波中，剧作家诗心所安放的，却是在释、道、禅味的语境中。
在当今的大陆剧坛中，活跃著几位极具诗人气质的剧作家，把他们称作诗人、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剧诗，当毫无愧色。郭启宏就是这样的一位剧作家。他素以文采淸丽、情思悠远见长。他的剧作，词警意丰，人物饱满，读之如黄垆买醉，不觉醺然。
藉历史人物苦求诗意
在他的三十余部剧作中，我尤其喜爱《南唐遗事》、《李白》和《天之骄子》。这不仅因为是诗人写诗人，写来得心应手，诗意盎然；更因为它们透过诗与政治、诗心与权术的永恒矛盾与冲突，呈现出在一个缺少诗意的社会中苦求诗意者艰难的人生处境与文化意义。
《南唐遗事》和《李白》都写得极有才气。前者写亡国之君的悲情，而恰恰正是这痛切肌肤的家国之悲，成就了一个大词人。天道不公和人在天道中的沉沦，反使一个富贵风流的帝王施展了无尽的诗才。后者写傲气侠骨的大诗人的盛世之悲。亢志立名、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傲的诗人，偏偏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功名之心屡遭破灭。人道不公以及天道与人道的尖锐对立，使一生都徘徊在游宦与游仙之间的游子，在现实政治与神仙胜境的一再失落中，锻铸了中国文人至今仍难以解脱、难以割舍的悲剧意识。
随著年龄、阅历、学识的增长，郭启宏的作品越显深沉玄远，通达放旷而情有所偏，忧时伤世而诗心未改。《天之骄子》呈露了郭启宏对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对严酷现实与美好理想的抵触，情感的矛盾与评价的两难。
《天之骄子》写汉末魏初，一代奸雄曹操临终前确立太子的艰难选择，以及曹氏兄弟争夺王位的恩怨仇杀，敷演了一出千秋悲怆的七步赋诗、箕豆相煎的活剧……。作者的情感显然是倾向于曹植一边，但这种深切的同情与眷恋并没有导致对曹丕的矮化。较之《南唐遗事》中的赵匡胤、《李白》中的李璘、惠仲明或宋康祥，曹丕的艺术形像要丰满、立体得多。与作者心爱的诗人较量的，已不再是单向度的平面化人物，即便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是势均力敌、难分轩轾的强手。无疑的，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曹丕形像，一个超越简单的是／非、善／恶、美／丑两元对立的封建帝王，是郭启宏对戏剧舞台不可小视的贡献。
夺权曹丕，也是被压在车轮下的活人
郭启宏在〈我写《天之骄子》〉中说：「只有不明事理的剧作家才会把曹丕描绘成一个没有人性的阴谋家，斥责他为攫取权力使用的种种谋略和手段。」又说：「历史剧中，历史的是非的评判不能替代道德的美恶的评判。因此衡量历史人物，道德的尺度同样必不可少。」诚然，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首先是实利的、物质性的。历史巨轮轰轰向前，碾压过无数高贵或卑贱的尸身，喷溅起如注如丝的殷红鲜血，不屑顾及道德的戒律，也无暇打量美学的标准。历代诗人悲愤的天问，对残忍无情的历史、天道的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隐含了「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深深怀疑与人生非诗的沉痛。当代艺术家同样困惑于历史的冷峻与严酷，不愿相信作为终极目标的美善在历史的功利选择面前的软弱无力与不堪一击。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在批判历史的暴力与血腥的同时，敢于面对既存的酷烈与残忍，相信历史的奇诡与残忍所隐含的法则，超越任何伟大或渺小的个人存在。「天若有情天亦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在承担起宇宙历史人生的重负时，无法不正视历史无情周转的合理性。
末尾，曹氏父子的心灵对话给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漳河之上，疑冢之间，曹操这位叱咤一生的乱世英豪，在敢于公然禅帝、以魏代汉的长子面前，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曹丕的七步成诗，虽系作者虚构，却也是这位写过如泣如诉的《燕歌行》和开文学批评风气之先的《典论．论文》的才子，所可能有的。文采与谋略兼备一身，亲情与权位相互冲荡，把一个帝王的善善恶恶，一个封建家族的是是非非，写得入骨三分。在曹丕身上，冷酷的政治目标并未泯灭偶尔一现的兄弟亲情。然而对一个背靠血缘宗族社会、时时顾忌终始之变的掌权者来说，偶尔一现的兄弟亲情已是政治祭坛上过份奢侈的供品。正如曹丕自己所感叹过的那样，他「不只是一只皇权的车轮」，「也是被压在车轮下的一个活人」。权力者的无情与权力者的无奈，揭示了权力的冷酷本性，也揭示了这种冷酷本性对权力者的必然约束，使得一切仅仅以善恶评判历史的声音变得那样孱弱、那样空泛，同时也使一切把权力者打扮成善男信女的吹鼓手显得那么虚假、那么无聊。无论在剧作中还是在舞台上，曹丕形像都较曹植更丰满、更具人格力量。这样的结果，或许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然而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显露了作者理性认识与情感取向的复杂矛盾以及审美转向的某种信息。
无力争帝，曹植向诗求释
表现诗人不能不表现诗。在舞台上表现诗不等于是对诗歌作品的直接吟诵，更常见的方式是将诗人格化，以诗人个性的真率和情感的真率去表现诗的真率。曹植少年任气，锋芒毕露，有政治家的才气而无政治家的权术，这正是曹操深为之惋惜的原因。《天之骄子》描绘了他在杨修被杀之后仍然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举措是听从了杨修的主意。曹丕在他完全无力争位之后偶尔的亲情流露，他却误将君臣当兄弟，天真地以为献刀足以表白自己的忠心。然而历史一次次地嘲弄了诗人的真率，前者使他失去继位的机缘，后者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政治非诗，政治权力排斥诗。诗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必然与现实政治、与统治权力格格不入。真率的诗人在政治上的失落，几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在曹植之前有贾谊等，在曹植之后有陈子昻、李白……他们无一不是因政治理想的失落而成就了赫赫诗名。
虽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诗文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但诗文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份量仍令人可疑。至少对落生在帝王之家的曹植来说，重要的仍然是立功而非立言。在《天之骄子》一剧中，他萌生「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诗文吧」，是在无力争位且误信兄弟亲情之时；曹操劝他「当诗人吧，何必当帝王」，是在曹彰已死、毫无成就大事之可能之后；而七步成诗的美名，更是以逼杀生命为代价。因此，曹植的当诗人，其实是功名失败之后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之举，是通过价値转换以获得心理补偿的自慰。这样看来，全剧行将结束之时，他在诗魂、众精灵簇拥之下，欣欣然地说出慧懃禅师「桃花红、李花白，谁说花开都一个颜色」（桃花红、李花白，谁道融融只一色？）的禅语，千古大诗人忽然幻化成一个仙心道骨的诗仙，便一半是人物的无奈，一半是剧作家的美化。
淡泊人世，唯诗热
在曹植的诗作中，确实也有不少如《飞天行》、《仙人篇》一类的游仙诗，然而写过《辨道论》、斥责方士虚妄的诗人，并不真心相信飞升。游仙只不过是他的心灵在极端痛苦时寻求解脱的自我麻痺与挣扎。引人注目的，倒不是剧中诗人的释道情怀，而是现实诗人──剧作者对庄老佛禅的日渐迷恋。这在一九九一年完稿的《李白》中，已略见端倪。全剧至少有三个人物与道教有关，但避世之心尙淡。腾空子虽是女道士，但她却以道入世，俗心未死；而来无踪、去无影的吴筠道士，虽说是作为热心功名的李白的对应而存在，但恰恰也是他在天宝年间举荐李白入朝问官；只有宗氏夫人最终选择到庐山屛风叠入道，深切地体悟到「聚也是散、散也是聚」的禅境。然而到了《天之骄子》，作者不仅借曹操之口，说出「可以作梁的作梁，可以作柱的作柱，不能作梁不能作柱的可以作柴烧」的禅语，而且在功成名就的曹氏父子看来，人世间不过是个四面皆空，两头走路的小小茶亭，历史犹如曹操欺诓世人而撒落在漳河两岸的七十二个假坟头。毫无疑问，这其中包含著剧作家从自身经历所体悟的深切感受和日趋淡泊的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人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和对悲剧意识的消解。然而自屈、庄之后，合天人、齐万物的博大精神，日渐蜕化为泯是非、灭真假的虚无。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从来也不曾真正地减轻中国知识份子的心灵重负与文化困境。
不管诗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再地跌落，郭启宏依然相信诗是人类的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依然对诗倾注了无限的热情。郭启宏对他笔下的诗人的偏爱和对诗的信心，还可以从诗人总是获得美丽的女性的爱戴与倾慕这一点表现出来。在《南唐遗事》中有周娥皇、周玉英姊妹俩，在《李白》中有腾空子和宗琰，在《天之骄子》中有甄氏和阿鸾。只可惜剧作者对甄氏形像的塑造有些游移不定，在嫂嫂同小叔子的亲情之爱与男女之爱的有意含混中，本来所可能有的将美丽的女性作为诗的象征、从而建立起全剧深层结构的努力，被极大地冲淡了。
文字｜林克欢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学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