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波维奇即将于今年三月，第七度来台演出。

这位在国际上，不仅因为音乐艺术方面表现杰出，更因人权与政治道德勇气备受推崇的乐界大师，这些年来，前来台湾演出的次数，可能一点都不亚于他在自己祖国俄国所出现的频率。尤其特别的是，就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罗斯托波维奇即将欢度他人生旅程中的七十大寿，在一整年繁忙紧凑的全球巡回中，他特别主动邀求经纪人加上台湾这一站，在七十岁生日前夕，来到这个他「非常喜欢，而且有许多好朋友」的地方进行两场演出。

在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上，俄国，是不可忽略，而且让人惊异的一块土地，自十九世纪之后，源源不绝的乐声，在接二连三杰出的创作者与演奏家手中，绽放出令人惊讶、感动的光彩。这个民族似乎有著庞大、深厚、不可测度的情感与生命力，从文学、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各项艺术中，为西方世界带来无比的冲击与感动。这个占地辽阔、民族复杂的国家，在音乐上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谣素材以及强韧鲜明的创造力，在短短一百年间，这块土地为古典音乐世界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为音乐而生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与背景之下，罗斯托波维奇的出现，或许不能说是一种结果，却必定是各种热力汇集之后的绽放。罗斯托波维奇成名非常早，十三岁起就踏上了音乐的舞台，开始了各地巡回演出的生涯，而早在六岁的稚年，小小的罗斯托波维奇就以家里的扫把当作大提琴、捡了支棍子当作弓，无声的模仿起大提琴的演奏神态，他自己便戏称：「我在乐器上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没有声音的」。

在音乐上，罗斯托波维奇的家学渊源，直可追溯至三代以上，他的祖父曾受教于莱比锡音乐学院，是一位职业大提琴演奏家，他的外祖母是俄国一所音乐学校的负责人，而罗斯托波维奇的父母更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母亲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他四岁时的音乐启蒙老师，而父亲（Leopold Rostropovich），更是一位优秀的大提琴演奏者，曾受教于大提琴巨擘卡萨尔斯门下，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与启发。文献中记载著，老罗斯托波维奇有著非常热情的性格，他的演奏具灵巧敏捷的技巧，和强而有力并富有歌唱性的音色，若不是因病，在最成熟丰润的音乐壮年就去世的话，他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位国际上知名的人物。

罗斯托波维奇大概可算是他父亲这一生中所调教出的最成功的一个学生，他在音乐上的学习可说是多方面的，除了钢琴与大提琴之外，小小年纪的他也尝试作曲，十五岁那年，也就是在老罗斯托波维奇逝世前的最后一场演奏会上，他就以钢琴为父亲伴奏了自己所创作的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而这位今天为全世界所尊敬的音乐家，最感激他父亲的教导：「他使我爱上了音乐」。

在音乐技巧的学习上，这位受到上天特别垂爱的音乐家几乎没有遭遇过什么重大的困难，他自己就曾表示过：我甚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双手就能够做到这一切，它们好像天生就是为音乐而生的一样。但是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与求学过程中，罗斯托波维奇却走得十分艰辛。四岁时，罗斯托波维奇举家迁至莫斯科，在穷困的环境下连房租都付不起，一位好心的亚美尼亚妇人收留了他们一家，把自己唯一仅有的两个房间分出一间给罗氏一家人居住，并且不收他们一块钱房租，这种景况维持了将近三年，直到老罗斯托波维奇觅得一份教职后景况才吿好转。正因为这样的一段遭遇，使得罗斯托波维奇始终对他的祖国与广大的人民有著一股深深的爱与感激。

一九四〇年，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在贫穷的压迫下，才十三岁的罗斯托波维奇就被迫要开始和他的姐姐四处演奏，维持生计。十四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岁。

在战争末期（1943年），也就是罗斯托波维奇十六岁的那年，他与姐姐（目前亦为俄国著名的小提琴家，莫斯科交响乐团的一员）一同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就读，为了负担自己以及家庭的生活重担，这位音乐天才的双手，除了辛勤的练习钢琴与大提琴之外，更曾经做过木工及为人制作相框，对于这段艰苦的日子，罗斯托波维奇在回忆时说：「我工作得不可想像的辛苦，有时候甚至超过四十八小时都不曾阖眼休息」。然而如此的辛苦却是有代价的，罗斯托波维奇凭著他优异的天资与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将音乐院原本五年的课程，以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即修习完成。一九四六年自音乐院毕业时，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是一位才华闪耀、锐不可当的大提琴演奏家了。

在莫斯科音乐院的环境中，罗斯托波维奇受教于多位世界级一流大师的门下，例如普罗高菲夫、萧士塔高维奇等人，他的音乐天分受到了老师们一致的肯定，在技巧与音乐性上，毫无疑问的，他优秀而且杰出，然而他那不太合格的演奏姿势，却是老师们所一致头痛的。一九四五年时，他以学生的身分，获得了莫斯科大提琴音乐比赛的首奖。

高尙勇敢的灵魂

一九四八年二月，罗斯托波维奇受到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挑战，两位他所尊敬的老师被苏联当局攻击为「依附形式主义及反民主倾向，不符合苏联人民的艺术品味」，萧士塔高维奇甚至被迫离开音乐院，长达两年的时间，全苏联听不到一声他的音符，而罗斯托波维奇，这位当时前途如日中天的年轻大提琴家，却毫无畏惧的展现了他的勇气与正义，他毅然离开音乐院，大声表示：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绝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见风转舵。稍后，他更搬去与普罗高菲夫同住，罗斯托波维奇说：「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大的荣誉」。他的勇气赢得了两位大师深深的友谊，更在音乐之外，让人看见了他内在深处高尙、勇敢的灵魂。

罗斯托波维契超凡的音乐才华，让当局对他十分看重而且见容，三十岁时，他已经在全苏联以及欧洲大陆树立了极高的声誉，并得到政府颁发列宁奖及两次史达林奖与人民艺术奖。

一九五五年，他在布拉格音乐节中第二次遇到了嘉莉娜．维希妮芙斯卡雅（Galina Vishnevskaya），她是苏联波修瓦歌剧院著名的女高音演唱家，罗斯托波维奇邀请她一同散步，四天之后，两人就结婚了。这一对顶尖的音乐伴侣婚后不仅在事业上相辅相成，声誉扶摇直上，更是苏联当局眼中的红人，他们居住在莫斯科近郊一栋豪华的别墅中，享受非常好的待遇，有自己的游泳池及三辆大轿车（其中包括一辆宾士），并抚育了两位同样具有音乐天分的女儿Olga和Elena（Olga后来继承父业学习大提琴，Elena则演奏小提琴）。

上天对罗斯托波维奇的考验却没有因此而松懈，在六〇年间，他结识了当时被苏联《真理报》赞誉为「托尔斯泰第二」的索忍尼辛，两人成为知交好友，然而当一九六八年索氏的著作《癌症病房》在西方公开出版后，该书立刻被当局抨击为「西方反动势力的宣传品」，在索氏申请搬往莫斯科居住被拒后，他写信向罗斯托波维奇求助，罗斯托波维奇立刻大胆的收容他将近四年的时间。

音乐界的人权斗士

一九七〇年索忍尼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项荣誉却激怒了苏联官方，俄国报刊开始对他展开猛烈的攻击，而罗斯托波维奇却无视于当时弥漫于四周的一片挞伐之声，他正义凛然的写下一封公开抗议信函，投寄给苏联的四家报社，并将拷贝本交给了西方的媒体记者，他的公开信被四家报纸同时拒绝，却在海外被大加刊登，这种「不友善」的举动在苏联引起了喧然大波。罗斯托波维奇公开表示：「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步，我以整个灵魂宣誓，从现在起我不再沉默了。」他勇敢的向苏联当局提出质疑：「请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经常发生对这一窍不通的人却总是掌控了最后的决定权，每个人都应拥有没有恐惧、与独立思考的权利，以及说出自己所知、所想、所经验的事物的权利，而不仅仅只能表达那些透过体制教育所灌输给他们的东西」。

在这样的一场风暴之后，索忍尼辛遭到了放逐的命运，罗斯托波维奇夫妇也受到了当局的惩罚。他的国外演出与唱片录制工作，完全遭到取消，姓名也从所有国内演奏会的文宣品中消失；一九七三年时，他虽然已经被允许在国内的一些小城镇演出，但往往在到达当地之后，才发现演出又临时被取消了，罗斯托波维奇曾写信给布里滋涅夫，但毫无回音。一九七四年，他被当局拒绝到英国参加挚友布列顿《战争安魂曲》的首演，罗斯托波维奇的艺术生命已被完全的封锁了。

这个消息被西方媒体大加披露，罗斯托波维奇海外的朋友们积极的展开了救援行动，在纽约的伯恩斯坦夫妇请求当时正要前往苏联访问的小甘迺迪伸出援手，一九七四年四月，小甘迺迪亲自向布里滋涅夫表示，要邀请罗斯托波维奇全家至美国演出，于是苏联当局发了他们出境证，罗氏一家人在举世瞩目下离开了他们的祖国，同年，罗氏获颁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及国际人权联盟的年度奖章。

跨足指挥，再拓音乐路

杰出的音乐成就再加上勇敢的人权斗士形象，让罗斯托波维奇在世界乐坛中益发受到尊崇。一九七七年他被《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标题为「一位超凡卓越的大师」同年，他接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为自己的音乐事业跨出了另一步。苏联对自己人民的否定，却带给了世界上其它地区人们更多的丰富。

在大提琴的演奏上，罗斯托波维奇被许多乐评家推崇为承继了卡萨尔斯的地位，为大提琴的领域，开拓了更深广的可能性。无数世界一流的作曲家为他创作音乐，名单显赫如萧士塔高维奇、普罗高菲夫、布列顿、伯恩斯坦……等超过了六十多人。他的技巧丰富了大提琴的曲目与演奏广度，而其本人的风格与典范，更鼓舞了无数年轻一辈的大提琴家，自管弦乐团众多乐器的埋藏中，走到了表演舞台的中央。

罗斯托波维奇的音乐非常的浪漫而且充满情感，从指间与弓弦上流泄出来的旋律，总是那么细腻纯美，拥抱著大提琴，就好像将俄国的灵魂灌注在每一个音符中，他的技巧绝无质疑，而在音色与音感的表达上，更为人所惊叹，欣赏他的音乐，最贴切的形容词大概就是感动、感动、感动……。然而他对乐句的处理，却非常有主见，往往有许多与众不同，甚至让人惊愕的作法，小提琴家曼纽因就说：「随意增减音符的长度，这种风格就是Slava（罗斯托波维奇的暱称）的一部分，因为他绝对不会依循单调乾燥的尺度、节拍，作为一个弦乐演奏家，他知道如何真正形成一个音节，而这却不是许多指挥家所知道的」。

在大提琴的演奏上，他的地位崇高，无可置疑，但在指挥这个角色上，他对音乐极高的想像空间与自由度，却为自己带来了相当分岐的评价。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七五年，罗氏应邀赴维也纳指挥约翰史特劳斯的歌剧《蝙蝠》，当这些维也纳人听到这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蝙蝠》竟会以如此惊人的面貌出现时，错愕与指责立刻毫不留情的蜂涌而至，在一片激烈的声浪中，罗斯托波维奇却仍大声的为自己辩护：「谁能说什么才是正确的速度？约翰史特劳斯又限制了人得说怎样才是对的吗？」

然而，罗斯托波维奇仍在众所期待中，接下了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兵符，这支在过去从来不曾受过高评价的乐团，自此备受国际瞩目。罗斯托波维奇自一九七五年起就担任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客席指挥，一九七七年在董事会的决议下，正式出任该团音乐总监一职。同年十月，他信心勃勃的对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表示，他知道这支乐团目前并不是最好的，但盼望在双方的共事与努力下，将它变成一支最好的乐团，并且他要将这支团体带回莫斯科演奏，他和所有的团员都非常有信心要看到这一刻的实现，在当时东西双方正处于冷战状况的紧张时刻里，对这位被迫离开祖国，在西方社会奋斗的音乐家而言，罗斯托波维奇的这句话其实是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心情的。

重返祖国

罗斯托波维奇所许下的诺言，没有落空。一九九〇年二月，在睽违了祖国十六年后，他带领著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争相报导之下，于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音乐演出。

音乐上以及政治上，罗斯托波维奇数不淸耀目的光圈，或许让人暂时忽略了他本人在性格以及行事作风上的鲜明的特质。但是任何只要是接触过罗斯托波维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强烈的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即使他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盛名，但高傲与架子几乎从来不曾从他的身上出现过，西方世界都以斯拉瓦Slava这个暱称来代替他原本Mstislav那个难念的俄文原名，指挥家伯恩斯坦更曾经创作了一首题献给他的乐曲，曲名就叫作Slava。

一个享有名声地位的人，往往会不自觉的被淹没在自己的地位与名气中，但罗斯托波维奇却是独特的，他拥有不可思议的热情、活泼以及浪漫的情感，他就像是一个爱的动力，似乎在身边的所有陌生人也都是他的朋友，他热情的拥抱每一个他所接触到的人，不论对方职位卑尊，他更喜欢亲吻一切，不论是对音乐家们、经纪人、服务生、警察、甚至小动物、火车、电话、飞机……小提琴家曼纽因形容罗斯托波维奇总是永远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陶醉与热烈的情绪当中，而对伯恩斯坦而言，这种对生命的热情，更是只有存在于古希腊人所谓被神祇攫获状态当中。

这就是罗斯托波维奇，一位在本世纪充满了传奇性，却又让人不论在音乐、在人格上，毫无距离的感受到了亲切与爱的热力的音乐家。  

 

文字｜刘家渝  德国慕尼黑大学音乐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