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甫创团的创作社结合了八位「三少四壮」辈的剧场人，以制作导向为主，开发中型剧场的表演形态。创团作《夜夜夜麻》是他们面世的第一张成绩单，编剧纪蔚然说：这是一出以麻将为喩，探索四名中年男子退化过程的戏。
创作社《夜夜夜麻》
12月19〜22日 20：00
12月21日 14：30
新舞台
如果时光倒流，让你回到童年，你愿意吗？我不愿意。
从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亦即自我开始贮存记忆的时候，我已隐约感到「快乐」似乎是个永远买不起的奢侈品。我好像扫把星，几乎所有和我有关的人、事──小至家庭，大至国家──都充满了不幸。那时的我，像风雨中的蜘蛛网，过得胆颤心惊，连搬个家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印象很深的是，小学时，有一个下雨的晚上，父母未归，我站在月光下的门口等他们，不意有个醉汉走过来，对我说：「干你娘！」吓得我哭著赶快关上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所面对的世界，仿佛就是那个一摇一晃、粗言粗语的醉汉。直到今天，我没有拥有过照相簿：我有撕照片的习惯。或许，我想借由撕照片扯烂过去，消抹记忆。然而，记忆可能像照片会褪色变黄，它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如果时光倒流，让你回到大学时代，你意下如何？
可以一试。
编织梦想的年代
大学四年是一段我常回味的过去。之前，我像幽灵般似的，过著别人叫我过的日子，走在别人为我铺好的道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感觉的动物……脑死。大学是我启蒙的开始（我是一朶晚开的花），开始观察身处的世界，开始体认我的存在。那是一种成长的快乐，甚至连带著成长所并发的痛苦，都是一种快乐。
那是一段充满爱情、文学、音乐、电影的日子。
那是一段天天和死党鬼混的日子。
几个死党一起品评马子，一起乱谈卡夫卡、尼采、艾略特，一起臭盖白先勇的《台北人》、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王文兴的《家变》、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一起哼唱Led Zeplin的Stairway to Heaven、Joni Mitchell的Woodstock、Don McClean的American Pie、John Lennon的Imagine，一起赞叹狄西嘉的《单车失窃记》、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楚浮的《日以继夜》、安东尼奥尼的……
那是个编织梦想的时代。
几个死党当中，有的立志要于毕业三年内赚下第一个一百万，有的要成为终身的诗人，有的要写一本伟大的小说，有的只要脚踏实地的过日子，而我是发愿要写几部可以传世的剧本。
然而，年轻时的愿望，就像风雨中的蜘蛛网。我们喷吐出的许多梦想，还是经不起现实风雨的考验。是风雨无情，还是我们不再坚持？不再坚持，是面对现实抑或自暴自弃？
沈沦变形的现在
好高鹜远也好，自不量力也罢，都不是问题。甚至妥协都情有可原。这几年，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我们这一票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于二十岁过后的「沈沦」与「变形」。四十出头的我们，在台湾的各个领域开始出头了，但是我们真正为台湾做了什么？除了对台湾经济奇迹有所助力外，似乎对这近十几年的拜金主义也「贡献良多」。眼观台湾今天的乱象，我们这一代难辞其咎。我们看不惯上一代的迂腐，很不爽下一代的天真；戒严时期我们偷看禁书，暗干那些老头，解严之后我们明斗戒严余孽，讥刺年轻小伙子的孟浪。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懂得反省。我们自许为过来人，最怕成为过去式，所以急于卡位，结果把自己卡死了。我们越过越虚伪，权力的滋味使我们「忘了我是谁」，误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国家的主人翁，其实，换汤不换药，我们还是过著麻痺的日子，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感觉的动物……脑死。
《夜夜夜麻》就是在这样低落的心情下写出来的（生活在今天的台湾，要乐观很难，不放弃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全剧以反讽喜剧的手法，以麻将为喩，探索四名中年男子的「退化」。我试图以幽默的氛围，召唤出悲戚的基调。「过去」，于本剧扮演极重的角色，但是我没有玩时间的游戏，不想用老套的倒叙提到过去，而是企图用现在呈现过去，再由过去来反射现在。为了烘托出他们成长的七〇年代──那个颓废不安的年代──剧中多处提到当时流行的文化特产：有台湾的，有舶来的；有高眉的，也有大众的；有文字的、声音的、影像的。
诡谲语言的实验
所有剧场元素当中，语言是我著力最多的实验。我摸索节奏，大量运用脏话，玩弄成语、滥调（cliché）、俚语、黑话。我希望跳脱文艺腔的窠臼，避免西式语法的难堪，杜防日常说话的琐碎，进而发展出一种既生活且风格、既很口语又带有诗意的对白。
一种在台湾舞台从未听过的对白。野心好大！
不管实验成果如何，我必须向两位给我启发最大的剧作家致意：大卫．马密（David Mame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他们及其他当代剧作家的作品，使我对语言的认识跳离二分法的观念（不是实话，即是谎言），并意识到它的多面性、社会性、政治性──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语言于人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语言与再现的问题……。
如果语言风格可以从读书经验袭取精华，人物的塑造则必须从阅人经验中提炼重组。人物是否成立，是我最大的关切；语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剧场无论如何演变──布景可以免了，情节可以省了，甚至作者可以死了──还是少不了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物。
即使我想描写的，是一群几近「行尸走肉」的人物。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