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公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鄕村是没有「公园」的，因此城市中的公园势必提供了数种功能或反功能；就个人而言，可以是外在纷扰竞争的世界中舒展自己的地方、可以是居无定所的人的落脚处、也可以是偷窥抢劫等事件发生的好所在；就广义而言，公园是城市的重要「器官」，负责消化、沈淀，促进城市正常运转。如果如昆德拉所言「速度的高低与遗忘的快慢成正比」，那么在公园，当一切速度习惯放慢、甚至停止时，人们的感受是不是比较敏锐？比较容易想起从前没有好好掌握的希望的瞬间，并藉著反复回顾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进而思考出未来该何去何从，使得希望的再生因而较容易？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于十一月学制演出的《公园一九九九的一天》，作者吴继文即从「公园」这个特殊的空间著手，没有紧张刺激、高潮迭起的情节，整个故事是某一天在公园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或者说，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重复。

到底历史有多少是虚构的？

十年多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的吴继文，曾于《联合报》副刊担任编辑，之后在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担任丛书部总编辑，现任职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自认为不会说故事、再好的笑话经他口中说出都会变得非常无趣的吴继文，大学时代主要是写诗，也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只适合写诗的人；直到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接触了各种文类的作家及作品，开始觉得除了诗之外，自己好像也可以写些像是散文之类其他的东西，但作品产量、发表仍少。吴继文谈道，也许因为一方面自己在媒体工作，对于文章被刊载或出书并不会特别兴奋或想望，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生命经历还没有足够的累积可以和人分享，因此真正进入写作的状态，是在前几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制作「七〇年代专题」的时候。那次是国内第一次将许多人七〇年代的经验辑成刊物出版，做一番回溯、反省与关照，「于是我看了许多认识的朋友所写的七〇年代。但是在观看的过程中，觉得有些书写失真：你的七〇年代是你笔下的那个样子吗？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站得很稳、看得很淸楚了吗？」吴继文说道，人的记忆其实存在著一些很自然的误差，有时候我们会用现在的想法看过去，不知不觉就以为自己过去即抱持那样的观念；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到底历史有多少成份是虚构的？其实虚构的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历史」无法全面被关照，而片面和真实的差距有时候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试著想写下自己的七〇年代，写下当时我在日本的经验，以及我和日本的关系。」由于当时日本社会和台湾完全不同，前者从六〇年代起即和世界战后的左派运动潮流接上线，发生许多激烈的抗争运动；后者则完全处于万事万物被压抑的状态之下。「许多人看了那篇文章之后印象非常深刻，反应也很热烈，但事实上我认为那篇文章在创作上，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只是因为我平时不太发表作品、不太谈自己，因此认识我的人都很惊讶，觉得写得很好，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原来这样的作品是可以见人的」吴继文说道，以前种种不发表作品的理由，其实是骨子里缺乏信心，而那次的经验让他开始积极思考创作的问题。

吴继文在出版社工作时，接触、介绍了许多外国的小说，读者的反应都不错，而他也从中看到小说在写法上各种可能的开放性，「我开始觉得小说不见得都要有精采的故事或是出色的文笔，重要的应该是有发自作者内心真诚的声音及想与人分享的经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选的方法当然可以各异，吴继文便陆续有了一些写作的想法。

由于工作的关系，在译介许多国外知名作家之时，吴继文也希望介绍一些国内作家，但因为国内创作环境的恶劣，使得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人比较多，因此平时他就常常鼓励写作的人多耕耘长篇小说的创作，「于是当我决定也要写作时，便想，总不能只有叫别人送死，自己也该下下地狱。所以就规定自己一定要写长篇，如此一来鼓励别人写时才有立场，『一起来嘛！』」于是，从下定决心开始创作，并意外的在报上连载、然后意外的停止连载，最后终于出书。

选择独自发光的碎光，拼凑时间之镜

吴继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取材自淸朝陈森所写的《品花宝鉴》，故事描写一群在梨园成长的小男孩、十三、四岁即被卖到各地剧团接受训练，后因个人先天的气质外型分为生、旦、净、末、丑，陈森以担任乾旦（即专演女性角色的男角）的小孩子为主角，描写他们和当时宫亲贵胄的关系。「八〇年代的时候，许多同志文学都非常的阴暗，充满天谴、被迫害的思想，因此我在大学时第一次看到《品花宝鉴》，觉得非常有趣，二百多年前就有人将同志情谊描写得非常浪漫、而且理直气壮。我选择此题材作一改写，多少是希望能在台湾当时盛行的同志文学中，用另一种角度、方式来呈现同志论述。」不过以《品花宝鉴》为蓝本所写的《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吴继文的重点并不是放在各种可能的男性情谊的展示与辩证上；重点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史家笔法只记录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然而所谓的英雄豪杰不过就是现今比大多数人更懂得掌权操弄的媒体宠儿，于是「我们，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曾生存过的绝大部分人类，便先验的取消了存在的可能」，然而，「你能接受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吗？」、「也许真正的事实反而是，历史已经崩毁，而时间在很早以前就不存在了」因此，与其揑塑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高潮迭起的情节，吴继文倾向选择生活在浮世中平凡男女的琐碎的生活片段，希望能「凭著这些独自发光的碎片，拼凑出时间之镜，借以映照历史的以及记忆中的真实－虽然究竟而言这个真实也只是镜中倒影」（见《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后记）。

不幸的是，吴继文指出，大部分的人只注意小说中的性别意识，反而忽略了他假托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东西：重视人最基本的东西及生命的真实面。在写《世纪末少年爱读本》的过程中，他常常化身为书中的角色，想像在那个时代，在礼教科名的种种限制下，他们面对困难时会作什么样的选择，而那些问题其实也是现代人所要面临的：事业、爱情、人性的真诚与虚伪等。吴继文认为，现代人常常很焦虑、不快乐，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做了自己不爱的选择，等到后悔时，已无法挣脱、回头；「我对所谓的做人要做大事赚大钱、对社会要有用处等论调非常反感」，做人当然可以朝这个方向走，但要先问自己的选择是否心甘情愿，而非只是背负著家庭与社会的期望，却忽略掉自己真正的声音；人生不是有了房子、车子、妻子、儿子就算是圆满的，「我常常问自己，也希望能提醒别人，这是我写《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公园一九九九的一天》及即将出版的第二本小说的出发点。」

剧本取材日常生活，剧里戏外都是人生

为什么会跨行写剧本？「都是被《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害的。」吴继文和国立艺术学院教导演的陈玲玲是旧识，由于陈玲玲看了《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之后相当喜欢，于是便和吴继文商讨将《世》改编成剧本，让戏剧系学生于学制中演出。「我跟她说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我最怕年纪大的演员扮演年纪轻的角色，更不希望由女生去扮演书中的小男生。」基于对《世纪末少年爱读本》的坚持，再加上吴继文觉得国内也需要一些原创的东西，呈现此时此地的人的生命经验，「既然长篇小说的愿望已经完成，又有人邀请，我只好不自量力的试著写一个剧本。」于是延续以往创作所关怀的重点，吴继文写了《公园一九九九的一天》。「我希望写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对白是生活用语，人物面临的也是日常问题；因此选了兼具日常性及戏剧性的公园做场景」吴继文说道，公园是一个很特殊的空间，处于一个观看城市的特别角度，身在其中的人能将自己抽离出来观看平时生活的城市，而人总是在那时多一些感觉，和平常不会见面的人相遇、说话，有不同的交流，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见一些刺激、特殊的事情。因此他设定这个场所，让各式各样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人都碰在一起，在一天的时间内，因为透过对话及互相的关怀，而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有的人甚至有了新的领悟，发觉人生其实有其他的可能性。

纵使吴继文曾看过许多令他相当感动的演出和剧本，有的也因此出版介绍给读者，如尙克劳德的《摩诃婆罗达》（时报）、皮蓝得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商务）及东尼库许纳的《美国天使》（时报）等（《美国天使》后由表演工作坊另行翻译第一部演出《新世纪，天使隐藏人间》），但谈到此次亲身参与的制作，吴继文坦承，心理压力非常大。剧本由构想到完成，陈玲玲从旁给了吴继文相当多的协助，开会时的技术设计者也给了他很多宝贵的意见，「他们都很专业，完全说中我的弱点，虽然必须一次次重写修改，但还是被修理的很快乐。」小说创作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但我对剧场完全没把握，必须等到演出之后才知道是成是败」；再加上剧场牵涉了几十个人的工作，是一个恐怖的冒险、奢侈的游戏，「每次开会或学生读剧时，我都充满了罪恶感。」谦虚的吴继文继续说道，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真的希望透过这个作品，演的人及看的人都能想到自己生命中深层的部分。

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写剧本吗？吴继文表示，目前剧本才写完，第二本小说《天河撩乱》也将出版，可能先休息半年、翻译书；然而日后只要有人愿意在创作过程中和他做密切的沟通、合作，「创作上还有些其他想法，只要有机会，会彻底努力」！

（本刊编辑　祁雅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