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圣洁化的光辉进程 《白毛女》的世纪变貌 |
毛泽东的《讲话》主宰中国大陆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长达四十年。
毛泽东的《讲话》主宰中国大陆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长达四十年。(白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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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洁化的光辉进程 《白毛女》的世纪变貌

在八大样板的舞剧版本中,喜儿从饱受欺负的未婚母亲,蜕变为圣洁的革命圣女。通过不断地反抗,喜儿保全了父权制度下所要求的贞洁,因而具备著巨大的完善价値,更値得予以拯救了。

文字|李翠芝、白水
第97期 / 2001年01月号

在八大样板的舞剧版本中,喜儿从饱受欺负的未婚母亲,蜕变为圣洁的革命圣女。通过不断地反抗,喜儿保全了父权制度下所要求的贞洁,因而具备著巨大的完善价値,更値得予以拯救了。

中共的戏曲革命,并非肇始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主政权之后。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即针对戏曲演出配合政治任务与运动之需要,考察采用了当地的民间歌舞形式,创造了「秧歌剧」;著名的剧目计有《白毛女》、《夫妻识字》、《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并且还成立了平剧院。毛泽东给该院的题词「推陈出新」,俨然成为戏曲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主宰中国大陆文艺理论和实践长达四十年的经典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也系在其间产生。这部被奉为艺术政治学的圣经中,突出了中共政治实力的代表──工农兵──的形象,且在中共文艺史上,被界定为:文艺的首要与最高任务。这个目的的深意,解决了「革命文艺」应该「写什么」及「为什么人写」的时代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毛的《讲话》的实质作用在于暗指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降临,并为日后由中共官方,一手导演的文艺史奠定了理论基础。

「顚倒的历史,由你们再顚倒过来……」

由延安平剧院上演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在现代革命京剧演出史上是不寻常的,尽管它在艺术方面并不成功,却是最早传达这一历史变革的前奏之一。传统戏曲中英雄末路的悲凉气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影射现实世界的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之战。这种所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新编历史剧,被毛泽东赞誉为:「顚倒的历史,由你们再顚倒过来……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以前,「平剧革命」已由一番《讲话》加上二封发给延安平剧院的公开信,作为先声夺人的批示了!

跨入中共掌握政权的一九五〇年代后,摆在充斥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曲界(主要指京剧)面前,头号任务便是加速戏曲改革的进程,以便完成社会主义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一九四〇年代那些旧瓶装新酒、借古喻今的诠释手法,已然无法满足这个时代政治诉求;除了现代戏之外,其他都被拒于政治框架之外。这股极微妙的矛盾心态,实际上恰好象征式地再现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和它的主宰者,对戏曲艺术从策划到一步步地改造(由形式而延伸至内容,由内容改变了形式)所实行的革命化的历史行程,意图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事实上,正是这一理念的规范,才直接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现代题材戏曲的联合公演(京剧《白毛女》是其中较为优秀的剧目),以及一九六〇年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乃至于和样板戏的产生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一九六四年的「京剧现代戏汇演」。

一层层添加劳动人民的美德与希望

《白毛女》的故事原型,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末就出现在晋察冀一带,并且广为流传。一九四〇年代初期这个故事被带入了共党根据地──延安。鲁迅艺术剧院更进一步发展故事的情节,改编成为新歌剧《白毛女》。一九五〇年,东北电影厂将之改编为黑白电影。不过,影响较大的是在一九五八年,由中国京剧院统筹,马少波、范钧宏改编,阿甲导演,杜近芳、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主演的京剧本。本剧诞生在「大跃进」时期,成为京剧艺术结合现代生活,一次尝试较为成功的实验之作。一般所指的《白毛女》多是指芭蕾舞剧的版本。舞剧于一九六四年由上海舞蹈学校创作改编,名列八大样板戏。此外由舞剧搬上银幕的电影版──后来成为大众风行的通俗文艺,则要迟至文革中才完成。

以电影版《白毛女》为例,故事叙述佃农杨白劳欠债难偿,被逼将爱女喜儿抵押给富豪之子黄世仁,杨亦因此愤恨呑飮卤水自尽。喜儿被迫卖入黄家后,不幸惨遭黄世仁强暴,待连夜逃出虎口后,途中却屡受磨难,只得避入荒山野林,寄居于破庙,仰赖鄕民的祭品维生。在经历这一连串的身心灵创伤后,喜儿的头发悉数变白,人称白毛仙姑。不久,离鄕投军的青梅竹马伴侣王大春,带回了八路军起义,斗争地主恶霸黄世仁,平反杨门一家的冤苦。而后王大春与喜儿两人双双投入共产党旗下成为革命劲旅。

纵观各版本的《白毛女》,女主角喜儿的命运样貌有著如下的演变:

1.歌剧原型中,女主角喜儿受到性暴力,继而怀孕产子,父亲被债主逼债后自尽,孩子成长至解放。

2.最初的电影版中,喜儿不但受到暴行、怀孕、产子,并且孩子出世后随即夭折,父亲喝卤水自杀。

3.京剧版则取消喜儿怀孕及产子的关键情节,父亲被逼自尽而亡。

4.芭蕾舞剧中,喜儿既无受到性暴力、更无怀孕产子,她的父亲被逼债奋起反抗,以致活活被打死。

喜儿身为一个农村妇女的劳苦勤俭形象,从原型到各类变型,编剧者将理想中劳动人民的美德与希望,一层层地添加在她的性格与形象塑造上。诸如抵抗暴行、报仇雪恨等情节,更有甚者,在八大样板的舞剧版本中,喜儿从饱受欺负的未婚母亲,蜕变为圣洁的革命圣女。通过不断地反抗,喜儿保全了父权制度下所要求的贞洁,因而具备著巨大的完善价値,更値得予以拯救了。

歌剧中,以农村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姿态出现的喜儿,在走投无路下,竟然相信黄世仁要娶她为妻的谎言。逃出虎口后,她产下一子,扶养他直到解放翻身。爱情与产子两点在改编成电影版时皆有变动:喜儿始终对大春维持著情感的专注;喜儿虽然受暴,但孩子刚出生即死。

电影版的种种更改,迎合著阶级斗争的思考逻辑,阶级敌对的影响无法任意消除。再者,去除孩子的因素,标示著删除政治关系上的暧昧;政治话语通过修正得以益渐稳固。与此同时,大春和喜儿的爱情,圣洁可贵,从此不再含有杂质。

淡化阶级斗争也就削弱戏剧张力

京剧版本尽管来源是歌剧,但最大的改动在于「取消喜儿怀孕的情节」。该剧编剧认为,如此处理,无论对喜儿本身抑或在观众感情的负担上都是好的。

舞剧中进一步省略了喜儿受暴这条线,在此文本的发展下,所刻画化的女性人物,不再被动受压迫。父亲不愿女儿被卖入黄家,在抢夺喜儿的时候,奋恨反抗,而被打死;作为一个孤女,喜儿到黄家坚贞不屈,不但未遭性暴掠,反而击退地主恶霸,强化阶级冲突。作为女性形象,喜儿自是至终呈现的都是一名勇敢、反抗的革命儿女;且再无解除此一身分,套入另一个幻想──成为可怜受苦的未婚母亲。

以上几个版本,可说是一九六〇年代以前流行的艺文典型。中国大陆的戏曲发展脉络,不论是中共掌控的延安时期,或是主政大陆后的戏曲改革,可说是一手掌权政治、一手拨弄文艺的畸型产物。

两岸隔绝四十年以后,台北的新舞台重新上演根据京剧《白毛女》所整编加工的《仙姑庙传奇》。该剧强调是一出「脱离政治色彩、著重人性深处的好戏」。「理解原著精神、再现原形」,可归结为改编者的立基点。然而,失去环境大舞台作生活背景的京剧现代戏,在这样的时代重演,到底对台湾本土的戏曲发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白毛女》表演艺术的价値,因应不同时代的政治诉求,早就脱离鄕野传奇,一跃成为社会主义下的新标竿:「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揭除政治标签后的《仙姑庙传奇》,把剧情焦点转向「性侵害」,企图避免原著精神里的政治与英雄救美模式。只是,这样难道不会陷入另一种弱势──淡化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削弱了戏剧张力?倘若剥除原著之精义,非要编演,岂不丧失梁柱、伤筋动骨?而又能体现多少斯时斯地的庶民情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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