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翻开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与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团史，就如同走过台湾这五十多年来的西乐发展历史，从其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两乐团今日之病的病根。

奇异的公设乐团制度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是现今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在台湾光复之初，当局以振兴乐教为宗旨，于台湾省警备司令部设置交响乐团，期藉艺术之潜化，陶冶国民之情操，于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该团，定名为「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交响乐团」，并借用台北第二女中部分校舍为团址，首任团长为警备总部的参议蔡继琨教授。次年春，即改名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响乐团」，改以台北市中华路西本愿寺为团址。三十六年省政改制，便奉令更名为「台湾省政府交响乐团」，三十九年冬天，改隶教育厅，更名为「台湾省政府教育厅交响乐团」。六十一年秋，由台北迁移台中，暂借省立台中图书馆中兴堂练习。六十四年迁至台中县雾峰鄕，八十年四月由陈澄雄出任第六任团长，乐团更名为「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并扩编团员为一百人。八十三年五月迁至现今团址，八十六年改隶省政府文化处，八十八年因精省移拨，七月起改隶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更名为「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现今隶属于市政府文化局的台北市立交响乐团虽然成立较晚，但是因为身处首善之区反而发展较为快速。该团成立于民国五十八年，首任团长为邓昌国，成立之初编制仅三十人。六十八年春，前总统李登辉任台北市市长之时，为推动台北市文化建设，指示该团筹办台北市「音乐季」，首开国内大型音乐季之先河，至今已举办二十二届；借由这艺术季的推动，台北市这些年来在大型歌剧与国外管弦乐团客席演出方面为之增色不少，而该团的经费也因之而得到大幅度的成长。七十五年陈秋盛出任团长至今，著重于演奏与训练制度之建立，使团务更趋专业化，并且应邀率团前往东南亚、美国、俄罗斯、法国、西班牙、大陆、奥地利等地演奏，成为台湾出国演奏次数最多的管弦乐团，令其他乐团称羡不已。

从这两团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发展过程皆有个特色：一般国外的管弦乐团是先经由业余阶段经营多年之后才逐步转为专业，而台湾是一开始便兴办职业交响乐团，自然而然地演奏人才的来源便成一大问题；此外，大量引进的国外节目瓜分了成长步调缓慢的表演艺术市场，使得观众的来源也出了问题。再来就是在经济快速起飞的那些年间，音乐只是负责做多的「文化建设」的一环，政府也并未将「组织再造」作为施政焦点，因此在体制与用人 制度上未能进行合理化的调整，导致管弦乐团多年来无适合的制度来用人、给薪，而不计盈亏只负责做多的发展方针，更是弄得营运机制全失，完全与观众市场的现实面脱节。这三者环环相扣弄得今日各乐团百病丛生，如连环套般错综难解。

设立音乐班＝乐团人才？

从音乐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职业水准的演奏技巧必须自幼培养，先前的音乐教育多半是为师资培训而设，并非为训练管弦乐团团员或专业演奏家而设，象征著这种养成教育的音乐班或许可以作为一项指标。光仁中学在民国五十八年开始创办初中音乐班，也就是说假如经过十二年的养成教育，最快也要到七十年左右，这新一代专业培养的音乐家才会开始陆续出炉，而由于并非个个都会是可用之才，也不见得人人皆以管弦乐团作为工作的上选，因此再加上个十年，也就是说，新一代的演奏家会在民国八十年起大量浮现。证诸台湾音乐界的发展史，可以将七十五年成立的联合实验管弦乐团作为一个分水岭，而初期该团也遭遇团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但是在四、五年后即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在那几年是台湾音乐界的黄金时期，省交与市交大约也就是在这时候急速扩编的。音乐家有的是工作，从大学音乐系到小学音乐班的各级教职以及四个公设管弦乐团，只要有能力，工作随便你挑。

过剩的音乐人才？

由于主观兴趣、工作机会、高收入、高社会地位、海外成名者日众……等内外在诱因使然，投入音乐这行的人口在过去二十多年来逐步增加，直到这四、五年间才开始渐渐退烧。由于人才的荟萃与人气的凝聚，台湾的音乐演奏能力在过去二十年间是一直往上提升，然而在这十年间，乐团的职缺相对变少，竞争也趋于激烈，从以往没人要，开始变成一个工作十多个人来应征的局面。假如以六十五岁退休与二十二岁毕业开始工作倒回去推算，五十七年毕业的音乐系学生要在今年才届龄退休，然而台湾音乐界质与量的大幅变化是在这十五年之间发生的，其间将近二十年的落差使得人才的素质高低与艺术认知及能力差距极大，造成各团体内的分裂与理念冲突，向心力极低，勇于内斗，但却乏力于音乐技艺的精进。

音乐人才的产生速度在初期跟不上音乐工作扩充的速度，大量投入人才生产的后果使得现今的情况逆转，因而造成外部对乐团内部的压力，要求乐团汰换人员，提供新出炉的音乐人才更多就业机会。但是许多跟不上时代脚步的音乐从业人员大多也才正値壮年，怎么有可能退休？而公务机构又无提早优退的配套措施鼓励退休，大家都是有家有眷、要养家活口的人，管他什么艺术良知，不得以也只好硬熬到底了。而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开幕的这十四年来大量引进国外音乐节目，以及音质极佳的CD录音被大量进口，取代了杂音不断，不易听清演奏全貌的LP（黑胶唱片），二者开拓了欣赏者的视野，提高了对演奏技术水准与诠释深度的要求。这种要求所造成的挑战，就连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都无法应付，又怎是背负著过去沈重旧包袱的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与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所能应付得了呢？

文化建设的迷思

以公务机构执行文化建设的观点来营运乐团，是台湾所有乐团共同的出发点，也是政府出资切入办理表演团体的角度，似乎整体看来政府好像是有计划地在进行文化建设。但是从省交的设置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隶属一直在更换，显现出它绝非是施政计划下的产品，而是有力爱乐人士的奔走，以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成立了乐团（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也是如此），因为成为了既有的事实只能继续走下去，日后在几位团长的奔走下，才逐步趁机壮大；从这角度来看，现今这两个交响乐团的团长实在功不可没，假如没有了他们的努力，这两个乐团如果仍然维持十多年前的预算规模，今天音乐界的就业机会与发展潜力不知会落后多少。由于是音乐界一头热，而非政府有计划的施政，因此乐团在功能与定位上始终不明，未纳入更大的教育与文化施政网络之中，发挥其预定之功用，全凭负责领导的团长自由发挥。

在音乐资源并不充分的年代，配合政府「做多」的大方向推展文化建设，只求增加预算，增加演出场次，办理大型的艺术节活动，演出大型的歌剧，将音乐带到台湾各个角落，这种做法有其时代意义与背景，而且在当时确实是给音乐界一剂强心针，带动了风气与人气。然而时过境迁，当国外知名音乐家的演出逐渐从台北、高雄扩散到全台湾各地，加上源源不绝出炉的本土音乐家，全台湾的音乐节目早已爆炸到令观众痲痺的地步。这五、六年间的状况更是急遽变化，由于欧洲音乐界的不景气，加上东欧音乐家在寻找出路，本地的经纪商与观众能够选择的节目与种类便大幅增加，早已是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而非先前的卖方市场。在这种大环境转换的前提下，引进观众人数众多，或者是成本不高、演出人数较少、成本低廉的节目就比较不扎眼。而未将过去量的优势适时转换成质的优势的管弦乐团，自然因其成本高昂（每场单价成本至少在两、三百万之间）、演奏水准可议（并非乐团的演奏水准降低，而是外界的水准提升得比它快）、观众人数稀少（因为节目可选择性增加，且并非台湾每个城镇都可以吸纳大量的古典音乐演出，加上管弦乐团的节目同质性太强，提不起观众购买的诱因），而被认为成效不彰，成为众人交相指责、挨K挨打的首号目标。

重量不重质的音乐节目

其实今日管弦乐团发展的窘况，并非是如一般报纸舆论所说的是因领导人恣意胡为所致，它毋宁说是反映出台湾的发展历史，也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同样毛病，在一片崇尚安定的大施政环境中，任何适时应做的变动经常因诸多因素如：施政作为保守、官僚体制的被动与反动、国家制度无法快速改变……等因素，拖得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加上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的更迭，造成今日众人交相指责的局面，可是却已病入膏肓，极不易加以救治。

错的是，当初在争取大笔预算之后，管弦乐团并没有长远的发展计划，并未认知台湾的艺术环境将注定有大幅的变动，未落实发展观众族群的开拓，只顾生产不顾销售，也未认知身处大环境的变化脚步，跟著同步变化以争取先机。乐团在品质上精进不够，也因此节目失去竞争力。过速的膨胀导致滥竽充数（水准的提升是交响乐团的不二命脉，也是吸引观众与它一起成长的动力与诱因），内部缺乏考核的机制造成团长必须用个人逼退的方式赶走团员，成为万人所指的公敌。而离职的团员有的当然是个人演奏技巧的因素，有的则是政治斗争下的祭品，更多的是台湾这快速成长与变动环境下的牺牲品，因为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而惨遭淘汰；此刻求取「就业保障、工作权」与「业界竞争力」平衡点的状况，其实并非只在音乐界上演，全台湾企业界正面临著转变与升级的挑战，不成功的很可能就是关门倒闭，要不就是苟延残喘地躺在一旁，被外界所看扁。

怪异的人事制度

在用人与乐团执掌架构制度层面上，教育部主导订定的「社会教育人员任用条例」虽然适用于一般的文教机构，然而对管弦乐团却全然派不上用场，完全不符合乐团运作的国际常规，例如团员薪水完全以年资来论定，与一般乐团依据首席、分部首席、一般团员区分起薪高低的制度完全相背，因此谁熬得久谁薪水高，技术完全派不上用场。从资本主义最大的诱因动力──「钱」的角度来看，领较低的薪水又何必担任较高的工作呢？团员的考核也影响不了薪水的升降，那么又何必用心呢？当热情不敌现实，不就是团员人人各有一本「难念的经」的时候吗？只要这「社会教育人员任用条例」不改，台湾的公设乐团永无上轨道的一日。而该条例中对团长、副团长、指挥、副指挥的任用基本上全以「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学术级职作为门槛，在乐团工作的人完全没有内部升迁的管道，所有的升迁管道全部在大学，因此造成人才空降的局面，阻断乐团内部行政人员的升等希望，这些都是极病态之事。以现任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简文彬来说，假如不是托该乐团的组织条例是暂行的单行法，没有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否则就算连他也当不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指挥，因为他没有副教授资格。制度荒谬如此，在世界上前所未闻，又怎能期望这乐团正常运作呢？

乐团既然制度病态，又在「做多」的政策下运作，自然而然会因为失去「回馈调控」机制，而失去营运方向，茫然地一场接著一场开音乐会，却无力切入时代的脉动，适时做出大政策方向调整。「挑战与回应」是世界运行的自然不变法则，要解开这盘根错节的难题，当然不是一时能豁然解开。第一步其实应该要厘清乐团营运的全貌，因此有关当局应该要乐团在年度终了之后，交出营运报告，详列活动的场次时间，观众人数、收支情况（附会计收支报告、国税局结税报告、卖票公司的报表，以防作假）、相关文宣措施、见报之剪报、事前的暖身活动、效益评估等资料，并且针对劳务、资本、等事项进行成本分析，有了这个资料才能够进一步地详细列出乐团次年的工作指标，作为乐团施政的考核。第二步，则是建立起团长责任、任期制，由团长全权负责成败，决定其续聘或下台的命运。

圣人政治？

现今舆论将指责的焦点放在这两乐团的万年团长身兼指挥，认为即是因此而导致施政问题丛生，然而这是根本没有抓到重点，重点是没有考核、更替机制的运作方式，自然产生集权政治，只要有符合民主程序的考核、改选，这自然不是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应该以委员会的方式推选、考核团长；而乐团团长应该可以提名自己的音乐总监（任用资格需松绑，或者以常任客席的方式聘用），至于提名的过程，由于他必须对成败负责，需要乐团团员的配合，要能够提升乐团的演奏水准，所以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征询团员的意见（国外也如此），以便找出既能够与他合作配合他的施政，又能够带领乐团的音乐总监（就像总统提名行政院长一样）；音乐总监的任期与团长同上同下，中途可解约，而下一任团长是否能够连任，或者新团长是否要换音乐总监，则是下一任的施政考量，不应该以「圣人政治」的观点，要求找到一位贤人之后，便万年长治久安（假如如此，现今的部长每个都应该是前朝遗老才对），这与民主政治「在位久必腐败，须加以更替」的基本精神是相反的，完全背离时代走向，万万不可开时代的倒车。

财团法人势在必行

在建立责任政治之后，政府应该推动乐团逐步往财团法人的方向迈进，毕竟「非营利性组织」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谁都抵挡不了。在这过程政府必须加码，鼓励优退，缩小乐团核心编制、缩编瘦身，以便更机动地运用人力，提高待遇，建立起新的用人与考核制度，赋予乐团卖票营收可自行运用的机制，要求其逐年提高营收，花个几年的时间作为缓冲期，逐步地转型。这说来简单，但是施行起来一定难关重重，需要政府的大力配合，也需要相当多的说服工作，可谓是前途满路荆棘。然而大方向是不能更改，而政府假如没有足够的决心来协助音乐界突破这些障碍，那么请大家都停止抱怨吧！今日的困局就算换人做做看，也是必死无疑的！不如将乐界的注意力，从乐团的「再造、重组」（re-engineering）改向更具建设性的他处去吧！不如想想一些更根本的「建构全台湾音乐社群网络」、「演奏团体与各级学校音乐课程、通识课程搭配推广」、「在网路与实体上进行音乐欣赏知识推广讲座」、「如何创造台湾专业作曲家生存空间、收入来源」等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话题，否则处理上述这些议题的时机再错过，那么二十年后就将会有另一个人像笔者这般为文述说过往者的怠忽无知。活在对未来的憧憬永远该比活在对过去的指责中来得好，且不要忙著口沫横飞指责著我们所失去的，「知来者可追」地多看看我们未来的愿景，努力去实践它才是当下此刻的时代使命！

 

文字｜陈树熙 作曲家、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