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台湾剧场作品的多种尝试，并不缺乏美学特色；然而，坊间评论对表演形式的描述距离美学系统的整理，却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现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取代八〇年代「顚覆说」、「抵制说」乃至「后现代说」的美学论述。本文试从开创性的理论角度，正视当代表演训练呈现的创作方法与形式，呼吁解决戒／解严文化时期的焦虑，整合与串连剧场教育与创作界零散的美学，以建立台湾现代剧场的表演体系，乃至审美观点。
曾经，「小剧场」是八、九〇年代台湾现代剧场的论述焦点。
晚近，每届文建会演艺团队扶植计划甄选结果公布之际，「小剧场论述」也总要借尸还魂一番。明显不同的是，此时论述的关键词，俨然已从昔日的「抵制收编说」，转而为争夺「正名说」──众声喧哗「谁是小剧场？」，心里著急谁才有资格接受扶植云云。
相较之下，晚近年年上演的小剧场论述的语言贫瘠，论述狭隘。这究竟验证台湾现代剧场杂乱无章的美学系统？抑或透露此刻的美学论述患了失语症？
「抵拒说」脱颖而出
平心而论，现今的台湾小剧场作品并不缺乏美学特色；诸如以表演再现取代戏剧情节推演，以身体呈现置换角色扮演，甚至探索开放性的结构，寻找新的扮演方法等等。然而，这些形式的描述距离美学系统的整理，却还有大段路要走。至少，现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取代八〇年「颠覆说」、「抵制说」乃至「后现代说」的美学论述。这种美学论述的不足，究竟是出于当今的后生无能？抑或前辈的历史错误使然？
回顾以往，「后现代」与「抗拒体制」看似是八、九〇年代台湾小剧场论述里，比较有影响力的关键语言，也是台湾当代剧场论述较为普遍认知的词汇。这样的语言，无论是来自西潮，抑或出于对台湾社会的反动，骨子里都是针对一段特定的历史，也就是对于戒严历史与威权体制的反思：无论是向西看抑或拒绝叙事，不管是主张拼贴抑或抗拒语言，昔日那批头角峥嵘的年轻剧场工作者，与其说是有意识地对现代艺术进行反思，不如说是直觉地对戒严社会采取反抗。是以，「抵拒说」能从当时西方后现代的诸多面容之中脱颖而出，被拿来和台湾的政治激情送做堆，独排众议地成为台湾现代剧场论述的焦点。
投射戒严文化的创伤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以往，可以得见八、九〇年代的小剧场美学论述，尽管出于对戒严的反思，但也许是历史就在眼前，论述者在面对当年那些突然在舞台上现身的新手法时，又似乎还是来不及好好处理它们与「戒严」这个长久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如，当年剧场新生代所抵拒的究竟是资本主义？或是戒严文化？究竟是对政府机器的全面检讨？或局限于对戒严文化的反感？
笔者以为，前时期的小剧场论述，以不同的程度呼吸著「解严焦虑」；整个剧场论述的最大激情，也都集中于抵制戒严对于台湾社会文化历史的创伤。因为这个巨大的创伤不是一纸解严令可以解决的，是以论述者将自身的抵制与抗拒，在解严后继续投射向剧场的另类；又因为这样的投射，很容易引起同样有此创伤的创作者与社会观众的共鸣，虽不同谋，语调却可以接近，三造一拍即合，成就现代剧场里的论述主调。
当前美学论述被误导
然而，因为上述论调的历史场景，至今尙未获得更进一步的解读，以至于化身「抵制说」的「解严焦虑」，反而成为现下所谓前卫剧场的政治正确，似乎不反抗便不足以言前卫，若要继续前卫，就得继续抵制。抵制什么？却是众说纷纭。当然，这种历史论述的不足，不是当年论述者单方面的责任，毕竟每个年代的论述，都有它历史视野的死角。
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并且正视的是，当八、九〇年代的小剧场美学论述还没开始处理它与当代历史文化的关联，「抵制说」便已化身几个剧场手法的准则，因为这样的论述并没有和戒／解严的历史环节辩证清楚，以至于「抵制」成为小剧场的政治正确，「后现代」化身小剧场的几则技术指南。十五年来这种以「小剧场」为台湾现代剧场美学论述焦点，「意外地」造成了相当的误导，亦即机械性地切割大小剧场的区隔，并赋予此区隔政治的意义。影响所及，一种奇怪的耳语和不成文的默契似乎不断地在剧场间蔓延、传递乃至渲染；大型空间的剧场不可能搞顚覆、不可以反叙事、最好不要采取身体文本、应该信仰文字文本至上、并且必然是商业的；而小空间演出的剧场则可以尽其所能地莫名其妙、东拼西凑、搞身体、说大话、玩拼贴、谈顚覆云云。这种似是而非的辨识标准，不仅过度僵化小剧场的生命力，连带地制约了剧场整体的审美活力，以至于剧场的审美意识，总是随著演出空间的规格而惯性反射，而不是从作品本身，探索其剧场美学的论述。连带性地结果是，此审美惯性不足以面对黑盒子小型空间以外的作品，相关大型镜框舞台的论述，「顺理成章」地被扁平窄化为商品；「产业化」虽是晚近好不容易才冒出来的论述方向，却仍亟待深入开展。
便宜挪用外来语汇
上述机械性区隔的论述如果发生在创作者，原因不外乎大型空间的成本增加，创作者不得不顾虑票房而采取安全手段。耐人寻味的是，不少评论／欣赏者，也是如此惰性地以剧场空间大小，作为作品论述的标准；是以，只要是在较大型的镜框舞台，不少自以为反体制的论者，便毫不考虑地以商业取向批判之，却极少有人辩证言明所意图反叛抵制的，究竟是什么？
前段剧场美学历史论述的不足所带来的第二个影响，便是便宜地移用外来语汇作为论述的关键词。时値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无论我们主观意愿如何，剧场都没有理由更没有可能进行「锁国式」的本土论述。笔者所谓的便宜挪用外来语汇，是指张贴既有标签，却不对在地的挪用方法与策略，进行更细致的探索与分析。关于这样的便宜论述，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里学会什么；从早年的写实主义、疏离剧场到晚近的后现代与葛罗托斯基剧场皆如此。
厘清解严焦虑的历史
然而，诚如前言，当代台湾现代剧场并不乏丰富的美学企图。弥补本文命题的美学论述失语症，并非药石皆罔。笔者以为，尝试从以下几个面向著手，或许可以为此论述的失语症解套：
一、尽快厘清前时期剧场美学论述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准备新论述的开展：戒严四十年代来的深刻影响，是一种文化的形成，此戒严文化的解除，需要从个人开始，而且不可能止于解严令的颁布；而剧场人需要多久，才能从戒严文化里解放出来？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剧场的问题，更是历史的问题。唯有厘清上述论述的「解严焦虑」的历史场景，才有可能思考持续此抵制说的必要性，也才有可能选择是否要扬弃此抵制说，也才可望摆脱大小剧场的机械分隔与惯性思维，而不至于尴尬地原地踏步。
整合美学探索与教育
二、创作与训练过程中，串连零星话语，爬梳可能的美学新芽：剧场美学的建立，不是一夕完成，也不是靠几个评论的发表就成立的。台湾现代剧场与剧场教育体系的关系，至今仍然若即若离；不仅人才的培育不全然出于在地教育系统，许多美学的探索与选择，更是与在校教育分离。因此，要整理归纳台湾现代剧场的美学论述，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大，同时关注于一些已具备较长期而重复的在地创作组合，或零散而持续的训练模式，从剧场工作者自我训练以及创作过程中，寻找有关美学的零散话语，尝试串连这些四散的美学考虑，建立台湾现代剧场的表演体系，乃至审美观点。
三、超越技巧风格的辨识，进入历史文化的深层思考：如果挪用外来剧场美学无可避免，我们需要论述的，绝不仅只是复述几个时髦名词，而是必须细致地思考这些名词与主张在地化之后的再创造模式与内容，以及这些再创造与所处的文化场景的互涉。例如，类似西方后现代的戏剧容貌出现在台湾的另类表演空间，它在台湾戒／解严文化场景里的意义，是否等同于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意义？又例如超越地理藩篱的「文化互涉」的剧场作为，在非欧美地区的发生远早于欧美地区，然而前者的论述往往因为不能准扣自身文化历史的发展，而失去第一发言的机会。换言之，美学论述的建立，并不能停留在一些表现手法或风格的辨识，而需仰赖更进一步厚实的文化历史场景的阅读。
正视跨文化领域的创作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近十五年来，台湾剧场对于身体做了那些探索？这些探索是否已经言说了某些艺术再现观点？或者这些探索另有其他的政治或社会文化意图？我们从如何从一些历史脉络的爬梳开始，逐渐揭示这个历史脉络深层的美学企图？
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当原本属于俗文化的野台被现代剧场挪用后，究竟呈现了什么样的新的语汇可能？它展现了不同文化场域的相互诘问？或者只是异地而为地在都市里卖弄鄕土风情？还是凸显了我们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差距的无力？我们该如何关注正在剧场发生的一些跨疆域的创作能量？
我们还应该自问，当我们对某些作品贴上「视觉」、「肢体」等莫名其妙的标签时，难道不需要审愼思考这样的创作主张，是否意味著对不同剧场再现美学的探索？或者我们只需认定它们为某些创作者的签名，并盲目地依照动物制约反应般的惯行思维模式，对这些新颖的手法冠以小剧场的标签，作为辨识的标记，阻止它跨疆越界地游走？
我们当然也不要忘记，在面对不断更迭的创作组合，应该试著透视它们是否正在探索某些跨界艺术，而不再假借批评阻碍新的可能性，或借口捍卫专业掩饰自己的保守主义。
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以比较相近的历史长度、文化厚度与美学深度，对不同形式类别的表演，如京剧、布袋戏、现代剧场和歌舞剧等，进行审美论述，正视我们现有剧场的丰富与多样。台湾当代剧场不并缺乏美学形式的多样化，我们缺乏的是医治论述失语症的策略，以及执行此策略的意志与耐心。
文字｜周慧玲 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