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泰的「台湾剧场作品」无疑比那些临时拼凑的国际组合，更有效地在为本地的剧场累积。论者当然可以分析他的背景传统，以及他之于其他台湾导演的异同，但大可不必搬出「跟谁对话」或「跟谁格格不入」之类意识型态挂帅的语言。
〈即时连结郭文泰！〉是王纪泽对于河床剧团演出的评论，发表在今年二月号的《表演艺术》杂志，针对河床的导演郭文泰，提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对于一个在台湾的美国人，用台湾演员导戏给台湾观众看，这一行径本身就可从多方面解读，复杂感受的存在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藉著辨识出其中的矛盾，也许我们可以对台湾小剧场的现时面貌、甚至对剧场创作的本质多一分厘清。
王文一方面高度评价郭文泰「风格化的表演语汇」和「对于生命、以及自己生活环境的关怀」，声称「他的身分一点也不重要」；另一方面，却又紧盯住郭文泰的美国身分，认为他讲究造景的艺术手腕是对于美国写实剧场的反叛，其对抗与对话的对象，是美国而非台湾（其唯一「佐证」是河床剧团的网站没有中文），并进而认为他的作品之于本地小剧场「仅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示范」。
第一个要厘清的是，一个外来艺术家「对话的对象是谁」。试作个反向思考──台湾有许多诗人、作家长年旅居美国，如郑愁予、杨牧，但他们发表与出版的园地全在台湾，他们创作的语言也并非英文，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对话的对象是美国人。而相反地，哈金（《等待》）以英文写作、在美国成名，戴思杰（《巴尔札克与小裁缝》）以法文写作、在法国轰动，虽然他们有他们的中国生活背景和文学传统，写的也是文革经历，但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对话的对象是中国人。关键即在于，写作的语言和出版行为的地点，以及其主要的受众是谁。
比起来，剧场比文学更是「即时连结」在地观众的。郭文泰千里迢迢跑到台湾，跟一群台湾演员、工作人员合作，以中文进行表演，生产的是朝生暮死于台湾的剧场作品，而有幸目睹的也只有台湾观众，居然要说他只是在跟美国剧场对话，会不会太牵强了一点？
根据该文，会得出这个推论的主因在于作者认为郭文泰的作品「格格不入」于台湾的小剧场。事实上，我以为郭文泰作品的价值便在于他的格格不入。更进而言之，所有创作的价值都在于其「格格不入」。不论是对于创作传统与环境极其敏感、而刻意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创作道路，抑或是不期然的，随个人心性而偶然成就了醒目的艺术姿态，「创作」之所以为「创作」，就在于其不随流俗的独立存在，并以此异质介入艺海、引起波澜。因此，任一创作本身也可视为对当时艺术环境的一种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今天我们所称道的那些剧场创作者，相信都有一套自以为不同的个人文化系谱，何独郭文泰，只因为他是美国人，他的独特的艺术尝试，他的「格格不入」，就忽然引人啧啧起来？
而且，说郭文泰对场景布局的讲究，只是台湾小剧场「一个奢侈的梦想」，也太以偏概全。就以当期《表演艺术》所评的另两出戏──密猎者《欧风晚餐》和创作社《疯狂场景》来说，其舞台一极尽写实（连酒馆天花板都齐备），一则是多层次、景深与高度兼备的抽象舞台（可惜那篇评论只谈文本、对舞台却未置一词），两者对于视觉质感的要求，都有目共睹。当然不能说这是拜五年来郭文泰作品的启迪，然而他对于空间质感的讲究，对台湾小剧场所起的良性刺激，也不能说全然船过水无痕。
回想九八年我在差事小剧场初睹郭文泰的小品便惊为天人，这些年来眼看他排除万难、努力以台湾为创作基地，同时也争取与更多台湾剧场人合作、多方创造和台湾观众对话的机会，深有所感。事实上，台湾文化离政府高唱的国际化还有很远，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创作与交流环境。郭文泰的「台湾剧场作品」无疑比那些临时拼凑的国际组合，更有效地在为本地的剧场累积。论者当然可以分析他的背景传统，以及他之于其他台湾导演的异同，但大可不必搬出「跟谁对话」或「跟谁格格不入」之类意识型态挂帅的语言。这种自卑、不安全感所导致不自觉的排外心态，就让我们多自觉一点吧。
文字｜鸿鸿 导演、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