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五月二十七日义大利作曲家贝里欧（Luciano Berio）于罗马与世长辞，这位二十世纪作曲界的巨擎一生中不仅写下无数杰出的作品，更是义大利电子音乐的先锋者、策展人、指挥与教育家。没有停歇的音乐生涯不仅留给后人庞大的艺术遗产，也写就了现代音乐史精采丰富的一章。

遇良师益友，奠定严谨扎实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音乐世家的贝里欧由身为管风琴家的父亲启蒙音乐教育，一九四六年前往米兰威尔第音乐院随格第尼（Federico Ghedini）学习作曲，并随朱里尼（Carlo Maria Guilini）学习指挥。一九五二年贝里欧前往美国檀格乌（Tangelwood），在波克夏音乐中心跟随达拉毕克拉（Luigi Dallapiccola）身边深入研究，同时期他前往纽约，开始接触电子音乐。然而对他日后影响最深远的应属曼德那（Bruno Maderna）；不管是来自第二维也纳乐派的根源与思考、对各种音乐素材的高度兴趣、音乐剧场的探索与人声的呈现等等，这些轨迹都不难在贝里欧往后几十年作曲家生涯中看到。

寻求新的音乐语言

继曼德那之后，贝里欧自一九五四年起也开始每年出席在德国达姆城的夏日音乐营（Darmstädter Freienkurs），此时电子音乐的实验开始在欧洲大陆受到注意，甫自巴黎返回德国的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于一九五四年完成的《电子练习I、II》Elektronische Studien I und II，隔年贝里欧随即偕同曼德那创立了「音乐音韵实验室」（Studio di fonologia musicali）。在这间义大利第一所电子音乐研究室里致力将电脑电子的音响带入传统乐器的编制当中的实验，另一方面也试图走出当时已经为史托克豪森与布列兹（P.Boulez）等人所发展成熟至既定面貌的「达姆城形式」，建构新的音乐语言。

二十世纪的标竿作品：Sequenza

除了一系列结合电子技巧与传统乐器的作品，如给预置录音的Thema－Omaggio a Joyce（1958）、给长笛、竖笛、竖琴、中提琴、大提琴与预置录音的Defférences（1958/59）、同样给预置录音的Visage（1961），贝里欧自一九五八起陆续完成了《续唱 I －给长笛》Sequenza I per flauto（1958）、《续唱II－给竖琴》Sequenza per arpa（1963）、《续唱III－给女声》Sequenza per voce femminile（1966）等器乐作品，钻研扩展乐器的演奏技法与音列的可能性，这套作品一直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最新完成的是一九九六给手风琴的《续唱XIII》，此外以这套独奏乐器作品为基底，贝里欧又延伸出一套给管弦乐的作品CheminsI－IV。人声也是贝里欧作品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一九六二年完成第一部音乐剧场作品Passagio之前贝里欧已经在两首电子音乐作品Thema 与 Visage之中采录了他的声乐家夫人贝尔贝礼安（Cathy Berberian）的声音，以电子电脑技术处理成为作品的元素。与贝尔贝礼安的婚姻是促使贝里欧写作大量声乐作品的主要原因与动机，贝尔贝礼安丰富的音色与完美的技巧无疑地给了贝里欧实验人声的灵感，但是大力钻研声乐与剧场作品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却是文学。

文学与音乐的共生共存

虽然长时间致力于电子电脑音乐的发展，甚至在一九八○年贝里欧在翡冷翠又成立了一个电脑音乐中心，但是他曾经说过：「我们以为电脑音乐拥有的无限可能性，终究只是空谈罢了。」对贝里欧而言，与音乐不可分离的不是电脑带来的无止尽的变化，而是文学中文字意境与声韵的美。除了促成Thema这首作品的乔依斯（James Joyce）以外，贝里欧长时间与义大利当代文学家合作，深入研究声韵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如艾可（Umberto Eco）、桑桂内提（Edoardo Sanguineti）和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等，尤其与艾可的深厚友谊更是贝里欧对于深入语言与文字的重要联系，艾可因此在他的著作《开放的艺术》中提及贝里欧以为论述据点。

思考音乐、生活在音乐、统筹音乐

除了作曲之外，贝里欧的身分有如他的作品种类一样多样化。一九五六年贝里欧接掌音乐报Incontri Musicali，一九六○开始在檀格乌授课，一九六五年起受聘于茱利亚音乐院并成立茱利亚室内乐团，其间也任教于哈佛大学。七○年代末期贝里欧返回欧洲掌理巴黎电脑音响中心IRCAM并且担任以色列室内管弦乐团指挥与艺术总监，二○○○年起贝里欧为罗马圣洁西利亚音乐院总裁，而今年六月底起在帕骚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第五十一届欧洲之周音乐节也敲定了由贝里欧担任大家长统筹运行。

逐渐消逝的年代

出生于上世纪二○年代的贝里欧其实并不寂寞，如果细数在二十世纪音乐界具备影响力的作曲家，名单中有曼德那（1920－1973）、诺诺（L.Nono， 1924－1990）、塞纳基斯（I.Xenakis， 1922－2001）、胡柏（K.Huber， 1924）、库尔塔克（G.Kurtag，1926）、布列兹（1925）、史托克豪森（1928）、武满彻（1930－1996）、李盖悌（1923），这些大师们建构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纪，可以预见他们所留下来的养分将再继续滋养后代好些时日。面对大师们陆陆续续离开人世，除了养分是否得以延续以外，另一个令人省思的问题是：何处再得以见到这些大师们面对音乐的态度与风范？仔细回顾贝里欧的一生，不管运用多轻松的题材，写作对他而言永远是件严谨如精密工业般的活动，永远在进行无止尽修改的旧作品、从旧作品中得出另一番心得而延伸出新作品、统筹计划演出、演出后再修改，这些都可从贝里欧对音乐的注解得到解释：音乐，就是不断追寻极限，那个不断往前延伸的极限。上个世纪的大师们将这个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世纪面临大师的逝去，也许只能祈求精神的永留持续了。

（本刊编辑　林芳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