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杨俐芳（曾任规划组组长，现任资讯室主任）

两厅院开幕时，我是规划组组长，当时两厅院的节目都是自制，整个规划组祇有十个人，却要负责规划出全年五百场的节目，工作压力很大，加上没经验，须边学边做，白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

除了庶务性行政、宣传、企画工作外，也须负责演出团体的接待工作，我和童乃嘉还曾在半夜到机场接吉他大师叶佩斯（Narciso Yepes）。至于各种紧急突发状况也是屡见不鲜，最让我难忘的是克里夫兰管弦乐团来的那一次。

克里夫兰管弦是开幕音乐会的重头戏，之前各种准备都很齐全，直到他们要来的前一天我们才接到消息说因人员太多，飞机无法一次全载过来，而且乐器须做通关检查，如此一来，恐怕无法赶上演出。我便去商请华航帮忙，一些团员请华航协运，然后又赶到中正机场海关处协调通关。结果，第二天克里夫兰管弦乐团十二点到机场，所有乐器均不用检查就直接出关，回到台北才一点多，还有时间可以排练，晚上演出当然也顺利展开，但这次紧急协调的过程却久久难忘。

李惠美（现任企画组第二科科长）

承办José Limon舞团来台巡回演出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验，因为以往我们制作的节目都祇在两厅院演出，这次还到台中和台南文化中心，而这次的巡演引发了台北和地方对文化工作态度的纷争，因为在两厅院，我们有最好的设备，所有的工作人员几乎是二十四小时的全力配合，以达到最好的品质，但地方性的文化中心属公务机构，时间到了就关灯、关门。

另外，荷兰舞蹈团（NDT）和该团的编舞家季里安来演出也令我印象深刻，季里安精通七国语言，对人亲切和蔼，丝毫没有大牌编舞家的架势。模斯．康宁汉来演出时正逢他七〇岁生日，我们在舞台上帮他庆生的经验也很难忘，但看到他日趋老迈，已不太能伸展自如的身躯，总令人感叹。

吴惠娟（现任职企画组）

作为节目承办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解决演出后台的紧急状况，开幕之初，有一次邀了一位奥地利大提琴家来台和联合实验管弦乐团（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前身，简称NSO）演出一首海顿大提琴协奏曲，当大提琴家到了，要和NSO彩排时才发现双方所用的乐谱版本不同，又不能要求那位大提琴家换成我们的版本，祇好到处打电话询问有无那位大提琴家用的版本，但因那个版本较冷僻，问遍全省都没有，又赶快联络那位大提琴家在奥地利的经纪人，请他帮忙找，后来终于在萨尔兹堡的一个中型乐团中找到，因为当晚就要演出，时间急迫，便请他们用传真方式传来，整整传了一个多小时才传完，接著我们还要印分谱、贴谱，终于最后有惊无险的上场演出，我们才松了口气。

开幕时为了测试剧院软硬体、看各项功能是否符合世界级标准，邀请纽约市立歌剧团（New York City Opera）演出《茶花女》、《波西米亚人》、《学生王子》三出十场歌剧，在当时造成空前盛况，却也在媒体上引发论战，讨论花七千万测试系统是否値得，我还记得当初纽约市立歌剧团团长说了一句耐人深思的话，他说七千万也可以买一辆坦克车，这完全要看你从什么观点出发。

另外，卡瑞拉斯第二次来台，和NSO及国内女歌者合作演出当晚，NSO正在演奏一首轻快的序曲，带点舞蹈节奏，在后台等著上场的卡瑞拉斯听著听著就跟著节拍跳起舞来，流露出台上少见的轻松场面。

刘嘉哲（现任职演出组、钢琴调音师）

有一年Eugeme Istomin来，我正好因军事点召不在，Eugeme Istomin祇弹美国厂的Steinway钢琴，当时我们祇有四台德国汉堡厂的Steinway，加上Eugeme Istomin对功学社来的调音师不满意，我就被紧急召回来帮他调音。我们的第一台美制Steinway就是Eugeme Istomin回美国后帮我们挑的，运来两厅院时Eugeme Istomin也跟著来，并义演一场。

为多明尼加总统查莫诺夫人弹管风琴也是一次很难忘怀的经验，查莫诺夫人来两厅院参观，本来安排了一位小提琴家演出，结果小提琴家临时不能来，我便临时被召去弹管风琴。我拿了谱就上台上，弹了三首曲子，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十几分钟，弹完下来手还在抖呢！

跟Peter Ortz的经验更惊险，Peter Ortz来时正好生病，加上时差问题，十分担心所演出的其中一首美国现代作品会忘谱，临时叫我上台帮他翻谱，并要我充当翻译，向观众解释该曲须视谱弹的原因。一开始时很顺，我就坐在旁边帮他翻谱，到了第二页时他突然要我别翻了，在最后约三分之一时又叫我翻，因为是十二音的东西很不容易辨认，我翻了二页还是没找到，紧张的直冒汗，心想：早知道就不听他的继续翻就没事了。所幸最后还是圆满的弹完了。

我的工作就是要接触各种类型的钢琴家，有些钢琴家选琴很快，弹几个音就可以决定，有的十几台琴都弹遍了还是不能决定；此外，那个钢琴家习惯用那台琴我也都要做纪录，以备钢琴家日后查询之用。

可以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家，是工作外的最大收获，有很多钢琴家甚至会留下通讯方式并邀请我去玩，像前年夏天我就受邀到法国一个钢琴家家中作客。另外，我也保留了来台演出钢琴家们的节目单及签名，这些都是我的宝贵资产。

邱媛（前两厅院工作人员，曾任企画组科长）

记得两厅院五周年音乐会当天，我们准备了五千支的蜡烛，预备要在户外音乐会当场发给观众。当时天空飘著小雨，我和许多工作人员都在担心：「到底有没有观众会来？」没想到当晚的观众人手一支蜡烛，广场上的火海有上万人的气势，大家一起唱著生日快乐歌为两厅院庆生，场面十分的感人！而中场休息的趣味问答，我们准备了许多有关两厅院的问题，例如像：「两厅院那一栋是长方形？那一栋是正方形？」、「两厅院一共有多少个门？」等，没想到大家都能回答出来。

另一个让我感动的户外音乐会，是李炎主任上任第一年的中秋节，中国三大男高音音乐会。原本是要在户外举行的，但为了怕下雨临时改在室内举行，当天的票券在一个小时内被索光。因为当晚没有下雨，为了飨宴户外的观众，户外架设了大萤光屛做现场转播。三位男高音与主持人曾庆瑜在节目之后走出音乐厅，不用麦克风，在户外广场至少演唱了三十分钟的安可曲，场面非常地热烈！

据说云门舞集每次户外公演之前都会到行天宫拜拜，第二年中秋我也如法泡制一翻，那年的中秋果然晴空万里。

在担任音乐组组长之时碰到两件让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一是一九九三年卡瑞拉斯第二次来台，他的女高音临时无法来台演唱，当时赶紧应变，甄选台湾的女高音共同演出；另一个则是第二次慕尼黑爱乐来台，指挥大师杰利毕达克却因病不能同来，在十分危急地之际，于十二小时之内联络上吕绍嘉代打。

这些也都是适时让台湾的音乐家有出头机会。

担任企划组压力其实很大。有一次两厅院从国外请来一位非常有名的低音大提琴家来演奏，票全卖光了，却演奏得非常糟。我听了一首就听不下去，走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同样地，如果我们请到了很好的艺术家，票房却卖得很差，难过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李绮芳（现任职推广组）

在前台组担任导览的工作时，适逢戈巴契夫、柴契尔夫人到访两厅院，能与一国的领袖面对面，觉得十分的幸运。还记得戈巴契夫形容两厅院看起来像一艘飞行的船（因为飞簷的关系）。

而在两厅院刚开幕之初，我担任节目演出服务人员，当时有好几位老先生几乎天天来，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戏称他们为「两厅院之友」。

其中有一位汤老先生常常是喝了酒才来看表演。老先生有时在曲目演奏到一半就拍起手来，其它观众也就跟著拍手，场面十分尴尬；有时有座位他也不爱坐，弄得服务人员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日子久了，汤老先生不但跟我们交上了朋友，还会听我们的劝，并和其他人成为好朋友。

张素真（现任职推广组）

在两厅院这么多年待过不少部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担任导览和售票工作。这两个工作都是面对民众的第一线，待在两厅院的开放空间工作，需要临机应变的事情特别多。记得有一次带团体的导览，团体名称上写的是疗养院，我就以为是老人安养中心，后来才知道是精神病院患者。曾经很烦恼要怎么讲解才好，几经考虑过后，决定还是按照对一般民众解说的方式去做。记得当时其中有一位穿著橘子色上衣的小姐问我：她是不是长得像猪？害我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民国七十六年两厅院刚由人工改采电脑售票，售票员不熟悉操作流程，速度自然比较慢或有错误发生，引起观众因不耐烦开骂。一开始对这样的情形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甚至和观众发生了口语冲突。慢慢到后来很快就能摸索出观众的性格，面对各种情况都能处之泰然。

宋传铭（现任职推广组）

记得民国七十六年到两厅院，当时才刚开幕，一连五个月没有发薪水，穷到借钱吃泡面。如果遇到有钱一点的演出主办单位，就会请我们吃便当。后来五个月的薪水一次发，像个小富翁。

在地下停车场的排水系统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为了避免淹水，一遇到台风天就要留下来驻守。找来一群壮丁们搬沙袋，挡住各停车场的出口。

还记得玛莎．葛兰姆舞团来演出的那一次，我出任观众服务组。当时电脑当机演出中断，第一天演出结束组长找我，指示我赶快去四下筹钱，以随时准备观众要求退款时用。那时我身怀巨款，上上下下至少有一千万又像个小富翁。

（本刊编辑钱丽安、陈品秀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