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已在世界剧坛闯出名号的欧斯特麦耶,三十六岁的卡斯登穆勒则是德国更年轻一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强调社会关怀与批判,舞台表现上则以丰富的投影与影像切换,带给观众强烈印象,特别能触动年轻族群。这次他将带来与两厅院合作的《那一夜,在台北》,本刊特邀旅德作家陈玉慧专访这位德国剧坛的耀眼新星。
《那一夜,在台北》
10/27〜28 7:30pm
10/28〜29 2: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PAR人物小档案
彼得.卡斯登穆勒(Peter Kastenmüller)
●197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1994年在慕尼黑创立「特令」剧团(Particular order)。
●2001年,获提名为卡塞尔国家剧院的执行导演。而后发展出以纯剧场方式探触大都市人际关系,他认为剧场是活生生的,可让观众从中瞥见舞台外世界的东西。
●2005年夏,他与舞台设计迈可‧葛瑞斯纳及波约恩‧毕克一起创办了「兔丘」(Benny Hill)计划。启发许多人正视城市郊区(有时被忽略的)现实问题,以崭新的手法面对社会冲突。
●自2006年夏季起,卡斯登穆勒成为柏林马克辛‧高尔基剧院的艺术监督及
德国导演卡斯登穆勒正在忙他那「慕尼黑海」的大型装置艺术,一个不可能的计划,把海搬到了城里,他的作品要说,如果慕尼黑有个海,那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很典型的卡斯登穆勒,他喜欢挑战一般人心里死硬不动的那些东西。
一个下午,他开著他那可以装下一托拉库演员的厢型车来湖边找我,他先在湖边游了好几圈,然后和我坐在花园里聊了许久——谈戏剧,谈他的戏剧人生……。
问—你童年是怎么过的?
答—我的父母没时间管我,他们总是塞给我一条毯子,随便把我寄放在什么地方。我都自己一个人玩。稍微大一点时,便开始去剧院,那时我看戏总专注在一件事上:那些台上的演员下台后都退到那里去了?
问—你怎么会想到要走上戏剧之路?
答—高中毕业后,没去上大学,也没想到要从事戏剧工作,那时我在剧场打工,有一个工作是到前东德一个叫法兰克福伍德的小城去当舞台助理,帮忙制作大小道具,那次的经验对我相当震撼。因为,对我而言,到东德去简直就像去西伯利亚,那一年冬天零下廿度,柏林围墙才刚倒下,东德已消失了,驻在城里的俄国红军尚未撤走,我们在剧场排练时,一位东德资深演员上吊自杀了,因他失去身分认同,完全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这个剧场经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和社会,让我看到剧场极大的可能性,从此便走入剧场。
问—要恭喜你,今年起你受邀到柏林高尔基剧院担任驻院导演,一个巴伐利亚人在柏林,会不会有适应困难?
答—当然会,有很大的适应困难,我每个月还是会回慕尼黑二次。我恨柏林,但也需要柏林。
问—你创作力旺盛,作品风格也多变,已开始在德国戏剧界建立了响亮的名声,有没有最喜欢的导演或编剧家?
答—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没有疑问,是卡斯托夫。剧作家我非常钟爱汤玛斯.班哈德(Thomas Bernhard)及年轻早夭的毕希纳(George Bünher),我把四公尺长的汤玛斯.班哈德的作品集读过好几遍。
问—罗伯.威尔森或彼得.布鲁克这些名字对你没有吸引力?
答—没有。我也都去看,我觉得威尔森的东西像商店(boutique),布鲁克的东西很像魔术,以前我也拜读他的书The Empty Space,字字句句读,好像读懂但好像不懂,多看几次他的作品,又觉得太艺术化了。我不太会被「太多艺术」的东西吸引。我比较喜欢本质比较粗鲁的东西。
问—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呢?
答—他不错,但他比较是理论家。
问—喜欢和什么样的演员合作?
答—演员是全世界最艰难的职业,所有出色的演员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也是相当自恋和复杂的人。只要有特色,我可以和任何演员工作。
问—你注意的戏剧主题是什么,是否与你的人生主题相关?
答—我一直对一件事相当醉心,即以个人的力量改变社会或世界,我想这是我有兴趣的主题。我无法忍受对命运默然承受的态度,我的戏剧人物一定会试著对这个世界做出改变,不管他是好人或坏人,为了改变人生,他会奋斗,即使要付出生命代价也不足惜。不过,我还不知道这样的主题与我自己有什么关连。
问—哈姆雷特不会是你的题目?
答—不会,不会,没有to be or not to be,只有just be。
问—你对想当戏剧导演的人或想当演员的人有何建言?
答—不管是不是到学校学,我会建议一定要由实践开始,想当导演便得想办法导戏。钱不是问题,只要想做,就算做没钱的戏也要开始。只有做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继续做,如果做了,知道自己不适合继续,那也很好。演员也一样,得想办法上台演。这会比去上课重要的多。
问—像你这样的德国戏剧导演,可否举例说说,你是如何准备或进行你的戏剧工作?
答—一切这么开始:有人打电话来问,卡斯登穆勒,你有没有兴趣做戏?我第一件事便得回电拒绝,告诉他们拒绝的理由。我拒绝的可能是他们所提供的驻院演员,可能是剧本。我们会见面继续谈,最终我可能也会接受,但会在过程中谈出多一点条件。
然后,我会和剧院的戏剧指导密切连系,这个人很重要,我会和他讨论剧本,他也会帮助我修改剧本,回归主题。主题订了,就开始投入工作。在德国剧场我们有四到七周时间,经费从五万到十五万欧元不等。装台一周,这一周对我很重要,是决定戏好坏的一周。我和演员从早排到晚上,午间必须休息,工会的规定。
问—台湾没有戏剧指导的传统(Dramaturgie),可否说明一下你与戏剧指导的关系?
答—德国每一家剧场都聘有一位戏剧指导,负责戏剧的文本,包括演出形式和内容,几乎有点像电影的制作人。他会把剧本处理好,拿出架构和导演讨论,也会从旁协助导演看看处理是否离题,段落如何修改等等。他不会参与导戏过程的技术细节,但会参与过程中的戏剧表现部分。我一直把戏剧指导当成我合作最重要的对象。
问—从你过去作品来看,你似乎有点反剧场倾向,我说的不一定是法斯宾达(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反剧场……
答—是有那样的倾向,说法斯宾达我绝不会反对,我一直喜欢反社会的东西。我是以那出The Full Monty在德国成名,那出戏场场爆满,欲罢不能,而那戏不过是几个退休失业的男人在台上脱衣服,全部脱掉。
问—我满喜欢你的Benny Hill,那出戏的演员全是科索沃难民,不是反社会,而是深入边缘社会。你似乎挺喜欢和戏剧人物形成一种共生和互动的关系?
答—可以这么说吧。剧场也是创作者和其作品唯一共生的可能,更甚于电影,电影在拍完后就留给观众,而戏剧演出场场都是新的,场场都有新的可能。
问—你这次和台湾演员合作,并去过台湾,你对台湾有何印象,与台湾演员合作又有什么感想?
答—对台湾印象很不错,看到的只是台湾的剧场和剧场人,感觉上台湾非常西化,至于这西化现象好不好,我无权置评。我和台湾演员工作,就像和欧洲演员合作一样,她们已有那样的水平,我们之间的沟通完全没有障碍。我觉得这二位女演员勇气可佳,大冬天来到法兰克福,陪著导演一起去摘月亮。她们的表现令人亮眼,至少德国剧评家和不少观众都这么说,我现在非常期待知道台湾观众的看法。
问—十月你便会亲眼看到台湾观众怎么想了。
答—是的,我迫不急待。
延伸阅读
●《表演艺术》第146期,陈玉慧〈像Benny Hill这样的一出戏〉,2005年2月号
●《表演艺术》第158期,陈玉慧〈那一夜,在法兰克福〉,2006年2月号
文字|陈玉慧 旅德作家,两厅院「世界之窗-德国系列」戏剧舞蹈类策展人,《联合报》驻欧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