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音乐仿佛是个黑暗的山洞，我们身处其中，却不知自己在何处，也不知道身旁有什么。这套辞书像一只手电筒，照出我们身旁和不远处的地形地貌，不由得让人惊呼连连，也不由得汗颜，我们或许能对巴赫、马勒的生平作品如数家珍，但对自己这块土地的音乐文化，却是如此陌生。
一八九六年深秋，《牛津英文大字典》总编辑莫雷爵士（Sir James Murray）从牛津搭乘火车，前往伦敦西边五十公里的克隆松（Crowthorne）小村。莫雷爵士从一八七八年开始编纂《牛津英文大字典》，已经投入了近二十年的光阴。
这项庞大工程有赖编辑全心投入，再加上无数专家、学者与业余人士自愿贡献心力。莫雷爵士此行就是要拜访一位对字典贡献最多的义工梅诺医师（W. C. Minor）。两人书信往来近二十年，但莫雷爵士忙于编务，梅诺医师也不离开住处，所以两人不曾谋面。
只是字典已经编了半本，也深受好评，所以莫雷爵士想亲自向对字典有所贡献的人士表达谢意。火车到站后，一辆四轮马车把莫雷爵士接到一栋门禁森严的红砖大厦，有人已在书房等候莫雷爵士的到来。而莫雷爵士自然也以为这人就是梅诺医师。
莫雷爵士没料到，这个地方是布罗德慕罪犯精神病院，接待他的是病院院长，他只是要告诉莫雷爵士，梅诺医生的确在此，他的身分是病患，也是囚犯，已经在病院中住了二十多年。
一个出生在斯里兰卡的美国人，耶鲁医学院毕业，参加过南北战争，罹患精神疾病，在英国杀了人，余生在精神病院度过，因缘际会，参与了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一部辞书的编纂。
这件事在几年前被英国作家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写成《疯子．教授．大辞典》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书名似乎道出了编辞典两个不可或缺的要件：疯子和教授。
编辞典确实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费时费力，动辄得咎，以莫雷爵士编的《牛津英文大字典》来说，字典在一八七八年开始编纂，前后五十年，在一九二八年完成，此时莫雷爵士已在一九一五年去世，他甚至没有活著看到字典竣工。
因缘际会，五年造就台湾音乐辞书
相比之下，花了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套总字数超过一百二十万字、收入两千五百笔辞条的《台湾音乐百科辞书》了，算是快的了。前文建会主委、白鹭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郁秀催生这套辞书，想来也是诸般因缘际会的结果。第一，陈郁秀本身的专业在音乐，对于关于台湾音乐史料的欠缺，感受到切身的不便，因而对于辞书的需求也更强。
第二，陈郁秀留学法国。法国本身就是一个最注重文化认同的国家，路易十四建立法兰西的荣耀不仅靠征战，更是靠编纂辞书、奖励文艺，所以法国文化成为欧洲的强势文化；加上陈郁秀的夫婿卢修一主张「用自己的角度诠释自己的历史」，而编纂辞书正是掌握诠释权的关键所在。
第三，这些年陈郁秀位居要津，有分配资源的临近性，也有吸引资源的能见度，因此能在卸下官职之后，得以继续透过基金会来推动这套辞书的编辑。
编纂辞书工程之浩大繁复，一般人实在难以想像，尤其是面对一个「前无古人」的领域的时候。编辞书是对学术社群总体实力的考验，也展现了一个文化的眼界、见识与文化积累。
「定义」考验学力，「收纳」反映胸襟
因为辞书是在对事物下定义，这套辞书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定义「台湾音乐」，这背后又牵涉到意识形态和台湾特殊的历史样态，很能反映编纂者的胸襟气度。但这套书既然名为「百科辞书」，也确实有「海纳百川」的开阔，分为〈原住民音乐篇〉（吕钰秀主编，收入辞条三百多条）、〈汉族传统音乐篇〉（温秋菊主编，收入辞条八百多条）、〈当代音乐篇〉（颜绿芬、陈丽琦主编，收入辞条五百多条）与〈流行音乐篇〉（徐玫玲主编，收入辞条近三百条），某种程度跳脱出汉族本位与学术本位。而且辞条的编排按英文字母的顺序，每个辞条采用国际日渐通用的「汉语拼音」进行音译，著重于增加潜在的使用者，而不囿于政治立场的表面之争。
但真正难的是如何纳百川：哪些人事物可以收入？标准在哪里？辞条的长短如何定？重要性如何衡量？各篇之间的衡量标准是否一致？辞条应该由谁撰写？体例风格如何统一？这些问题非同小可，一条该用三页介绍的音乐人物却只用三行交代，或是只应用三行带过的，却用了三页，都会让人对一套辞书的可信赖度打上问号。
《台湾音乐百科辞书》光是规划内容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接著，将各辞条交由参与这项计划的两百位专家学者负责撰写。到了第三年，一些撰写完成的部分开始交出，进行编辑作业。这部分复杂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两百位专家学者意味著会写出两百种文字风格，也会显现不同的问题，需要调校：太疏者则详之，太详者则略之，文字太硬者需要软化，文字太松乏者需要补强。另外若有脱漏、逻辑跳跃、查证不全、资料有误者，也需要编辑台保持警觉，一发现状况就得往来沟通讨论。只能说这部分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说了也未必明白，总之，编辞典是学者学力的考验，也是学术社群的大体检。
让我们更认识身边的音乐文化
光是说这套辞书编纂的辛苦，并不意味著读者要买帐。《台湾音乐百科辞书》除了是首开先例，因此对于台湾音乐、民俗的研究者有学术价值之外，作为一般读物来阅读，也每每有「原来如此！」或是「哇，我本来不晓得」的惊喜。
就拿黄友棣来说，他的〈遗忘〉、〈杜鹃花〉、〈当晚霞满天〉、〈弥度山歌〉为许多合唱团传唱不辍，从抗战歌曲一路写下来，很多人恐怕会以为黄友棣已经仙逝，读此辞条才知与民国同寿的黄友棣仍然健在，目前住在高雄。长寿加上创作不辍，黄友棣编写的乐曲包括闽南语歌曲、客家歌曲、乞丐调、儿童舞剧、佛教歌曲、天主教歌曲，以及为社教团体、公益团体、消防队组织等编作合唱曲，范围之广，令人惊讶。
黄友棣在一九四○年从广东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借了五本英文音乐辞典，没办法准时归还，于是保管了半世纪，终于在一九九七年把书「还」给高雄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了却一桩心愿。读到此处，不觉莞尔。
又如「游弥坚」一条，我知道他曾担任过台北市长，《国语日报》和前一阵宣布撤出重庆南路的东方出版社，也都是游弥坚参与创设的。但我并不知道游弥坚生在内湖，曾担任顾维钧的秘书，赴瑞士日内瓦参与国际联盟会议。而传唱至今的〈造飞机〉，正是由他所催生。像游弥坚这样，在现在的孩子身上都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但是台湾的社会却对他非常陌生的人物，在《台湾音乐百科辞书》可说比比皆是。
台湾音乐仿佛是个黑暗的山洞，我们身处其中，却不知自己在何处，也不知道身旁有什么。这套辞书像一只手电筒，照出我们身旁和不远处的地形地貌，不由得让人惊呼连连，也不由得汗颜，我们或许能对巴赫、马勒的生平作品如数家珍，但对自己这块土地的音乐文化，却是如此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