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形容马勒，我想应该是『悲情一生的天才作曲家』。」（注1）江汉声医师的这句话，适巧勾勒出许多乐迷们对马勒其人其乐的印象。马勒的一生经历到底是多么地痛苦，让他的人生竟可以用「悲情」来概括？平心静气客观地回顾马勒的一生，应会有不同的解读。
马勒的童年生活称不上是幸福美满，但也绝非愁云惨雾：马勒的父亲虽然暴戾又酗酒，却在家中经济拮据的状况下，仍然穷尽全力支持他的音乐学习；在如此环境中长大，马勒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弟妹们亦照顾有加。相对地，马勒的弟妹也都敬爱这位兄长，尤其妹妹尤斯汀娜（Justine，1868-1938），在马勒四十二岁结婚前，一直保持单身，为他掌理家务多年。在悲伤的一九○七年之前，马勒拥有过一段相当幸福的婚姻，五年多里，年轻貌美的爱尔玛（Alma Mahler-Welfel，1879-1964）堪称贤妻良母，马勒亦毫无保留地爱著她和两个女儿。除家庭生活之外，马勒一直有著许多支持他的好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在数量庞大的信件往来和友人撰写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看到；这同时也是马勒身后声名一直维持不坠，甚至快速扶摇直上的主要原因。（注2）
指挥生涯顺遂 廿年攀上高峰
凭著过人的天份和才干，马勒的「事业」更是发展得极其成功，当时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一八八○年，廿岁的马勒离开学校，开始指挥的工作。经过几个小剧院的历练后，廿三岁的他接下卡塞尔（Kassel）剧院音乐与合唱指挥的职位。两年后，马勒先和莱比锡剧院签下合约，才离开卡塞尔，中间趁著空档在布拉格剧院工作一年，再到莱比锡就任。莱比锡的工作甫结束，廿八岁的马勒又获邀职掌布达佩斯的匈牙利歌剧院；三年后，原本签下十年合约的马勒和剧院总监理念不合，辞去职务，带走大笔补偿金，两个月后成为汉堡市立剧院首席指挥，此时，马勒才卅一岁。一八九七年，结束汉堡六年的工作后，年仅卅七岁的马勒登上指挥生涯的最高峰，成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艺术总监，在维也纳呼风唤雨整整十年。最后一步是纽约：一九○七年，四十七岁的马勒离开维也纳的风风雨雨，远赴大西洋彼岸，就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这份工作离家虽远，但钱多事少：薪水比维也纳高四倍，一年却只需工作四个月！仅仅廿年左右的时间，马勒从默默无闻的乡下小指挥，一步一步向上攀升，终成为叱咤风云的乐坛巨匠。自卡塞尔剧院的职务开始，马勒更几乎不曾「失业」，不但每个职位都比前一个更重要、薪水更高，而且经常前一个工作还未结束，下一份合约已送上门。如果这样的人生叫做「悲情」，那也真难怪马勒的同窗好友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要发疯了！
和顺遂的指挥生涯相比，马勒的创作之路似乎较为坎坷。学生时期就立志创作的他，曾以钢琴五重奏获得作曲首奖，但廿岁时完成的大型清唱剧《泣诉之歌》Das klagende Lied却在参赛贝多芬奖时失利，让他「不得不」转而投身指挥事业以维持生计；这也是许多传记作者认为马勒人生大不顺的论调。看似屈就现实（指挥），马勒其实从未忘却理想（作曲），甚而，指挥的历练和其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在各方面都对他的创作产生莫大的助益。正如达努瑟（Hermann Danuser）在〈马勒的世纪末〉一文中所说的：「虽然他一直抱怨著，剧院的苦差事让他无法好好写自己的作品，事实上，他的双重艺术身分，诠释者与作曲者，二者总是交互作用，带来丰硕的成果。」（注3）
晚年连串事件 造就悲剧形象
的确，若非长期在剧院里打滚，他的创作又如何精进？指挥的身分一方面让马勒和歌者与乐团有著最亲密的接触，另一方面也帮助他熟习无数过去和当代的大师之作。这无疑是他作曲技法得以不断进步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繁重的指挥工作，让马勒只能利用有限的夏日时光创作，但供他专心作曲的湖滨小屋和别墅，正是得自指挥丰厚的薪酬；而且，那时被指挥工作绑住的作曲家并不只有马勒一位，他至少还有位难兄难弟理查．史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再说，马勒独特的音乐语汇在当时的接受程度并不算高，交响曲庞大的编制也提高了演出的门槛，若不是他善用指挥专业，四处推介自己的作品，他的创作之路恐怕会更加苦闷。事实上，一九○二年六月《第三号交响曲》首演后，马勒的作品开始被另眼看待，之后的作品都很快就获得首演的机会，好不叫人羡慕。
造就「悲情马勒」形象最重要的因素，应是马勒生命最后几年连串的事件。一九○七年，马勒辞掉代表著他人生最高成就的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总监职务；同一年，他还不到五岁的大女儿玛丽亚安娜（Maria Anna）因感染猩红热和白喉，骤然逝去；稍后，他自己的健康也亮起红灯，被医生证实心脏有严重的问题。这一切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深重的打击，马勒也不例外。他之后创作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和《第九号交响曲》多少反映出此时的心境。三年后，妻子爱尔玛的外遇事件，更让马勒内心备受煎熬，未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手稿，处处可见马勒的悲鸣。但是，爱尔玛并未离开马勒，依旧如他的愿，陪伴著他走完短短五十一年的人生。
人生幸福又成功 小说塑造「悲情马勒」
一九一一年二月下旬，马勒染病；四月初，拖著病体返欧；五月十八日，病逝于维也纳。由患病到过世，前后不到三个月，马勒是幸福？还是悲情？马勒的精采人生很快地成为文学取材，隔年，德国文豪汤玛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出版小说《威尼斯之死》Der Tod in Venedig（1912），主角古斯塔夫．阿宣巴赫（Gustav Aschenbach）的原型即为马勒，可说是「悲情马勒」形象的滥觞。「如此的形象系世纪末文学的产物，」关于这部作品，达努瑟评论道：「书中呈现的艺术家意乱情迷、难以自拔的形象，实和果断的剧院总监、忙碌之至的乐团指挥、克服万难的作曲家、幸福的一家之主古斯塔夫．马勒全不相关。」（注4）
综观马勒的一生，稳定、成功和幸福才是真正的主轴；也正因为如此，最后四年时光里，人生私领域的不顺遂，才显得如此沉重。一百年后回顾马勒一生，平心而论，像「悲情一生的天才作曲家」这般优雅的称号，让给马勒死前仍念念不忘的莫札特，或许还更为适合。
注：
1. 江汉声，〈马勒 ─ 悲情一生的天才〉，见：林衡哲，《西方音乐巨人 ─ 马勒》，16。
2. 罗基敏，〈马勒研究与马勒接受〉，收于：罗基敏／梅乐亘（编著），《少年魔号—马勒的诗意泉源》，台北（华滋） 2010，1-10。
3. 达努瑟（Hermann Danuser），〈马勒的世纪末〉，罗基敏 译，收于：罗基敏／梅乐亘（编著），《少年魔号—马勒的诗意泉源》，115-149，引言见120。
4. 同上注，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