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百年」的一出国庆晚会《梦想家》音乐剧，引爆了文化界长期以来对政府文化政策的不满情绪，由一群艺术家与社团、协会所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发起「终结百年烟火，开启文化元年：艺文界对台湾文化政策的九大要求」连署活动，在面对舆论及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双重压力之下，文建会主委辞职下台，三党总统候选人也破天荒接受文化界提问，文化议题终于登上政治舞台，但这只是开端，文化人的监督仍须持续！
史上头一遭，民国一百年十二月，由部分艺术家所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首度促成三党总统候选人接受文化界代表提问，阐述自己的文化理念，这的确是空前的突破；至于是否「绝后」，如昙花一现，仍端视文化界的自省与执行力。
文建会失去角色立场 引爆争议
曾几何时，台湾热中经营园区、办理大型节庆活动，以人流数字取代文化扎根的文化发展方向，让纯艺术创作者面对文化产业化感到茫然，持续处于「文化里的弱势态势」。这些不平，累积到民国一百年，又发生文建会与建百基金会的权责不清，沦为「建国一百年庆祝活动」的预算分配者与规划执行单位，令文建会的高度从文化最高政策机构变成宣传机构，名不正言不顺的议论蜂拥而至。
这样的不满，在文建会提列两亿一千五百万元经费邀请导演赖声川所制作一出上演两天的国庆晚会《梦想家》音乐剧，引发各界强烈批评政府浪费公帑、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后，终于爆发。由一群艺术家与社团、协会所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决定发起「终结百年烟火，开启文化元年：艺文界对台湾文化政策的九大要求」连署活动，要求文建会主委盛治仁下台。
九大诉求 找回艺文界的诠释权
这九大要求包括︰主委下台；文化预算提升至四％；三党候选人针对文化政策进行辩论；文建会与未来文化部经常性补助应以固定比例编列预算；正视艺文多元性、均衡艺文预算分配；文化政策重视「培养文化生产者」；文化政策制定与执行均受全民监督；暂停并全面检讨所有文化园区发包案；终结文化建设的闲置浪费与畸形发展。
共同发起连署的团体则有牯岭街小剧场、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协会、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台湾女性艺术协会、台湾文化产业学会、视觉艺术协会（视盟）、艺术文化环境改造协会、梗剧场及黑眼睛跨剧团等组织，连署人包括文化评论工作者张铁志、剧场导演鸿鸿、赖和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周馥仪等，以「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对外，讥讽国民党拿基金会做白手套回避民意机关监督。
连署人之一的剧场导演鸿鸿表示，发起这项连署是希望文化界能够团结聚焦，把《梦想家》这个事件跟政治脱钩，拉回艺文界的诠释权。鸿鸿表示希望明年是文化元年的开始，「只要文化，不要烟火。」视觉艺术联盟代表胡永芬也强调，连署不针对赖声川个人，「如果不是赖声川拿到，也会是其他的特权，这是全体文化界共同应该有的总检讨」。这件事情凸显政治人物凌驾于文化之上，「已经是所有艺文界必须承担的苦果。」
盛治仁下台 三党总统候选人接受文化界提问
十一月十八日连署第一天，文建会主委盛治仁为政策责任负责辞职。十二月十五日，三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轮番上阵阐述文化政策、接受十二位文化界代表提问。对于长久以来在选举活动位居边缘的文化问题，三位总统候选人亲自说明，深具象征意义。每名参选人十二道题目提问方向包括文化预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乃至文化工作的相关保障与税制、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艺文场馆的活化与规画等。提问的文化界代表包括歌剧艺术家曾道雄，导演王小棣、林正盛、鸿鸿，政大广电系教授郭力昕、交大传播系副教授魏玓，台北市职业创作者职业工会代表汤皇珍，艺术家陈界仁、姚瑞中，策展人徐文瑞、胡永芬，视觉艺术协会理事长胡朝圣。
三党总统候选人表现当中，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预先针对「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所提的问题充分准备，提出七大政策方向；宋楚瑜发言充满理想，强调「教育是充电，文化是放电」，「文化部不应该只是发包中心，而是发电枢纽」，期许未来文化必须跟教育结合。马英九则提出数字强调文化政绩，如文建会预算从上任前不到六十亿元，逐年提升为到今年的九十三亿，明年文化部的预算则是一○一亿元。马英九强调经济与文化发展不见得一定是互相冲突，应该从中求取平衡点，并在回答提问中澄清，政府对于文创产业挹注资金，并不会造成对核心文化经费补助的排挤效益，文化发展与文创产业应该是相辅相成。
为文化人感到骄傲 期待继续监督
虽然文化界「考题」事先公布，但提问人仍不时脱稿演出。题目多却聚焦分散，让候选人真正回应的时间有限，无法充分阐述理念。一般都认为三党候选人对于文化政策的具体事项似乎仍尚欠缺全面的思考，轮廓模糊不清。但此次提问所展现的，是台湾的进步。要替文化人的勇敢感到骄傲。
过去文化人常自嘲「没有选票」，所以政治人物不会关注，更甭提要回应文化人的诉求。这次如果不是为了选举的现实考量，为了不要在隔天的版面上缺席，恐怕三党总统候选人也不会允诺上阵。但也因为选举，借力使力，文化议题才可能有机会从边缘到中央。姑且先不论文化界本身的提问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涵括所有文化界、提问人是否也拿政府的资源；对话过程是否有程序缺漏、对话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毕竟文化界自觉并争取权益的动作已经「缺席」了很多年，这次重新报到，无疑是跨出了第一步。毕竟真正要改变文化环境，还是要从体制内去改革。但台湾文化界是否能聚心齐力，持续监督，而未来的执政者是否能将这次辩论中未厘清的文化政策改革，真正落实在相关政策的修正上，这些后续，才是全民都应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