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创新改革潮流的要求,原本「演员中心」的传统戏曲舞台,逐渐出现了西方现代剧场的「导演」角色。戏曲导演的职能多为新编戏服务。因应现代剧场技术条件,也为贴合现代审美品味,加以对新创作剧本的诠释、整体风格的树立与表现,使得导演地位日益隆崇,所受倚重也愈发受到关注。
戏曲原无导演制,一般认为,中国官方于一九四九年实施「戏曲改革」,拟定改戏、改人、改制三大政策方针,于是有了戏曲导演制观念。但研究同时指出,即使导演统领整体舞台呈现的概念在戏曲革新运动中不可忽视,但戏曲导演特色的阐扬仍应从一九八○年代末,中国实施经济开放,迈入所谓「新时期」后的舞台作品,才有突出鲜明表现,台湾戏曲学者王安祈提出上述观察,并提出「演员中心」到「编剧中心」再到「导演中心」——虽然三者之间未必完全瓜代——为当代戏曲发展进程。
此一见解证诸两岸观众熟悉的新编戏曲作品,应可获证。一九九三年后,大陆戏曲表演团体获准来台,除了流派挂帅的老戏之外,以导演风格见长的新编戏曲如《夏王悲歌》、《金龙与蜉蝣》、《徽州女人》,都是九○年代前后诞生的知名作品目。台湾方面,戏曲导演概念虽自雅音小集始,盛兰、当代传奇剧场继之,但也是到了九○年代,导演地位才见明显提升,历数国光剧团、豫剧团的大型公演,邀聘中国导演来台曾一时鱼雁往返,非常热络(杨小青、石玉昆、沈斌、卢昂、谢平安等人);一直要到本世纪,中国导演风潮才消退,此乃本土创作风格渐趋成熟,再者,两岸经济彼长我消,台湾已不堪负担对岸昂贵的人事成本,京、豫舞台因而不再以中国导演挣名,反之,台湾本身戏曲导演已占一席之地。
歌仔戏情况略有不同。一九八○年代明华园初登大舞台之际,即由陈胜国挂帅亮牌,影响所及,歌仔戏导演早早本土化,曾任电视歌仔戏导演、导播的石文户、黄以功,以及戏曲舞台出身的陈升琳、曹复永、蒋健元、刘光桐、朱陆豪等,九○年代成为各团争聘名导。且由于歌仔戏团数、创作量远高于京、豫剧,于是乎,歌仔戏导演如今已是满席争唱;如果再加上各职业戏班班底的「讲戏先」,更难以计数。
新编戏蔚然成风 「跨界」创新迎合期待
戏曲导演的职能多为新编戏服务。因应现代剧场技术条件,也为贴合现代审美品味,加以对新创作剧本的诠释、整体风格的树立与表现,使得导演地位日益隆崇,所受倚重也愈发受到关注。然而,戏曲「导演中心」的看法,同时存有疑虑,主要是因为戏曲表现以演员唱念为主,舞台美学又以虚拟为经典,当导演风格过于强势,与「传统」格格不入或为表现而表现时,争议不免产生。此类争议在中国近年夸富式的大型制作上尤为明显,导演为突显「能见度」,多在舞台技术上竞相掷金,造成浮华印象,却未获致相对「高」的艺术评价。这类花大钱的舞台秀,也是中国官场形色之一,随著文创之说甚嚣尘上,可见的未来恐怕还要兴盛一时。
台湾戏曲舞台并没有这么多夸富资本可供享用,但随著新编戏成为市场重要卖点,编、导,乃至音乐,都力求创新,于是,「跨界」需求应运而生,现代剧场导演进入戏曲圈执导演筒成了选项之一。而果不其然,「当传统遇上现代」被端出台面,很灵的,一般都受到了相当的瞩目,出奇至少先建一功。
细数现代剧场导演跨足戏曲,早前有王生善导演新和兴歌仔戏团《白蛇传》,当代传奇剧场与美国导演理查.谢克纳合作《奥瑞斯提亚》,近年则有汪其楣与国光剧团合作《胡雪岩》、与台湾豫剧团合作《拜月亭》,吕柏伸与台湾豫剧团合作《刘姥姥》、《约/束》、《量.度》,傅裕惠导演民权歌剧团《情花蝴蝶梦》、《可爱青春》、春风歌仔戏团《飞蛾洞》、明珠女子歌剧团《驯夫记》,王友辉导演秀琴歌剧团《安平追想曲》,刘守曜导演一心戏剧团《Mackie踹共没?》,杨士平导演尚和歌仔戏团《白香兰》,陈慕义导演兰阳戏剧团《小国哀歌》,戴君芳与二分之一Q剧场的长期合作,王嘉明与江苏昆剧院合作《南柯梦》,以及若干更跨界的例子如电影导演林正盛导演豫剧《美人尖》,电影导演郑文堂为兰阳戏剧团导演《妈祖护众生》等。
掌握剧本是创新关键 勾掘心理是执导要项
现代剧场导演现身戏曲舞台,很少「一枝独秀」,多数是「众星拱月」,配套而来(但并非一定由导演挑择人选)的合作伙伴往往还有编剧、编腔(音乐设计)、舞台设计、服装设计、灯光设计,编制与现代剧场一模一样。唯有一项,缘于剧场导演自忖不谙身段程式,因此之故,戏曲专业的副导或身段指导、武戏指导,常属必配。事实上,也的确有多位原任身段指导的戏曲专业人员熟能生巧,后来也能胜任晋身导演之职,这在歌仔戏界尤为常见。
但攸关现代剧场导演大展身手的关键因素,还是剧本。上述例子,除了《南柯梦》之外,无一例外地,都是新编剧本。新编剧本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叙事结构、情节冲突、主题宗旨、人物塑造,往往有别于传统老戏,这就提供了导演「二度创作」的发展空间。最明显的例子是《安平追想曲》,导演王友辉身兼编剧,编导合体之下,全剧完全贯彻王友辉创作构想,把歌仔戏「改造」为「歌仔新调」,把秀琴歌剧团「装扮」得不同凡响。这般全新打造与一般外聘导演的「客卿」身分不同,源于王友辉与秀琴多年来担任艺术总监建立的合作信赖——相同的例子在海山戏馆《阿隆的苦恋歌》、尚和歌仔戏团《白香兰》、明华园天团《爱河恋梦》身上就不是导演主导,而是剧团本身决定了风格走向,因此赋予了《安平追想曲》这次崭新的尝试。
正如现代剧场导演必要的功课与职掌,新导演拿到新剧本,所做无非「立体化」工程。然而,根据上述作品演出后的后见之明来看,现代剧场导演的加入对戏曲产生最大改变,往往集中在人物、舞台、表演,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比如服装)上。
人物心理的勾掘大概是现代剧场导演最重视的要项,连动地,人物心理与戏剧题旨相依关,新导演首先要紧的,常常是剧情主轴(老戏相反,往往以表演为全剧精华)的拿捏掌握。这在豫剧《约/束》、《量.度》身上尤为明显,剧名就说明了题旨,把一串落落长的故事浓缩为题旨,加强观者印象。《Mackie踹共没?》也有类似效果,布莱希特《三便士歌剧》的改编本,不只强调金权恶势力,更强调真相难辨,即使「踹共」也讲不明白,借以喻示世道混浊。导演刘守曜与编剧刘建帼的合作,为这场扑朔迷离的官盗游戏拟订了快节奏、跳接分场、时间序重新洗盘等不同策略,为的正是服膺上述题旨。
台湾导演谦卑学习 「现代」风格尽在「舞台」
与中国「大腕级」的舞台剧导演执导戏曲展现的「破立」气魄不同,台湾现代剧场导演跨足戏曲,目前看来,「姿态」都相当谦卑,对戏曲原有美学保持一贯的尊重;而谢克纳执导《奥瑞斯提亚》让京剧演员扮演秀场主持人的劲爆手法,如今已见怪不怪,因此即使傅裕惠一再在她的歌仔戏作品里「偷渡」同志性别意识,让歌仔戏小生现出「娘娘腔」,让《可爱青春》参加同志活动演出,也被剧团欣然接受。
傅裕惠施展身手的场域多是外台戏演出活动,相对之下,其他导演面对的多是精致壮美的现代室内剧场,因此之故,舞台成了展现剧场导演「现代」风格最明显可见的著力处。吕柏伸为豫剧队执导的三出戏最大特色,就在舞台设计,《刘姥姥》的窗廓、《约/束》的圆形屏风、《量.度》的高低阶平台及乐队位置,充分让吕柏伸发挥他调度有方的画面构成与走位结构(至于剧本,三出戏均偏向传统,仍以演员为主)。相同的,陈慕义的《小国哀歌》也设计了一座双层式舞台。而更突出的例子,当然是戴君芳一系列「小剧场昆曲」作品,突兀的装置与检场人的安排,让古老文本与当代情境对话,产生后设意味,如此一来,戴君芳所做的几乎不是为剧本服务而已,她根本可算「二度创作新文本」,借由空间的叙事结构,产生与文字文本对应的符号文本,如《柳.梦.梅》的影像符号、《情书》的时间符号、《小船幻想曲》的他者符号、《恋恋南柯》的女性符号,借由这些文本之外的抽象符号,宛若德勒兹所言形成了整部作品的「欲望机器」。
到目前为止,除了戴君芳之外,多数现代剧场导演与戏曲的关系仍属「露水姻缘」,好聚好散,并没有发展长期关系的迹象。昔有《宦门子弟错立身》,官宦人家爱上了戏,追戏班,进而入戏班,成了名伶班主。今看剧场导演,这般迷恋者少稀,谦称学习者多有。错立身或做中学,曲子一张口就不仅是曲子而已,背后动辄几百年老家伙,磨磳踉跄活到现在,谁人爱听,盍兴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