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后我终于想通了，与其让自己疲于奔命地应付游戏规则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创作与发表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开始放弃被扶植，只要能得到制作上的协助，不论是官方的或是私人的都可以，重点在于能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就好。
九○年代初当我已经发表了好几年的创作，而且好像得到不少好评和瞩目时，开始有人对我有些殷殷期望，跟我说应该试试大一点的剧场。换句话说，小剧场做一些时候就应该做中型剧场，中型剧场可以掌握了就应该做大剧场，那大剧场做得不错后呢？这种说法挑战了我对剧场形式选择的思考，我明白了这种以量制宜的荒谬。剧场形式是一种选择，对于表现方法、表演方式、和观众距离的选择。只可惜很多人无法了解内容的细节，所以就以剧场的大小或观众的多寡论断强弱，甚至影响预算。殊不知家徒四壁的华山表演空间需要的外加配备条件比正式大剧场要多得多，很多人依然会以开始进入大剧场为进步的指标。
那些年当扶植团队的时光
话说这阵子有些报导提到关于文化部对表演艺术单位的扶植，他们提到几类获得不同等级扶植的团队，以及管叫其他没被扶植的为育成团队。报导中当然还是围绕著获扶植的等级及补助多寡的议题打转，我很庆幸自己已经逃开了那个政府和艺术团队共同编织起来互相纠结的网。多年前我也是年年在受扶植的阴影下度日，首先怕没有入选，再来担忧计较获得补助的多寡；一旦确定受到补助，痛苦的日子便开始到来，所得到的补助正好填上为了回应补助单位的各种要求所需要的行政与经营上的配合。那时经常忙著回应审查、配合补助单位充满善意的活动；虽然演出有大月小月，又怕行政团队会闲著，所以就多创造一些计划让全年都有得忙。表面上欣欣向荣，每个人随时都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所有的创作与表演上的需求仍是一大块无法被照顾到的区块。每个制作一样缺少经费，舞者收入一样微薄，量的思考开始介入。多少场？多少观众？多少制作？多少新作？质是难以捉摸的东西，量起码可以被掌握、被观察。艺术最需要的自由与空间，和政府补助机制形成最难缠的拉扯。
渐渐地我愈做愈多即兴演出，在那风气还没形成的年代，我们到处演、免费演，只希望有人来看，所以选择了很多非一般演出场地的公共空间，也借此到处磨刀，什么样的场地，什么样的天候，我们都碰过。终于补助单位的评审有意见了，我们受到处罚，整年的扶植从一开始的讨论就被除名，连一点对话的空间都没有。因为我们很不正式地到处演，虽然场次很多，但都没有票房收入，更别提在编舞上的进步创新。我们成了评审桌上被拿出来批判的坏孩子。那年我们自立自强，靠著一些相信我们作为的朋友接济度过。那年我们很穷，但挺快乐的。次一年再度拿到扶植团队，接著又是几年的扶植，只是我对即兴演出愈深入让我愈成了它的信徒。
更重要的是创作与发表的自由意志
数年后我终于想通了，与其让自己疲于奔命地应付游戏规则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创作与发表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开始放弃被扶植，只要能得到制作上的协助，不论是官方的或是私人的都可以，重点在于能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就好。因此也不用像滚雪球般，为了让表演得到更完整的行政协助，所以要增加更多行政人力；为了维持行政人力的存活，所以要创造更多的表演产能。一环扣著一环，唯一没被扣到的是艺术上的思考。因为艺术的思考跟这些表演产能，甚或表演产业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说到最后还是选择的问题。只是因此在我的舞团进入廿周年之际，我们被划入了育成团队之列。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进入官方保护范围，还必须要再努力，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脱离育成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