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丈夫 缺席的想像 |
说故事的女性尽管选择了剧场如此充满想像的表演形式,却太过刻意地向现实靠拢。
说故事的女性尽管选择了剧场如此充满想像的表演形式,却太过刻意地向现实靠拢。(林铄齐 摄)
戏剧

缺席的丈夫 缺席的想像

身为台湾人,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冲突究竟是为了什么?正如国旗是被自己人所抢下、而抢下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旗,这所有的混乱恐怕都需要回归「自身」——大我的国族困惑来自于小我的混乱认同。但剧中却仍然停留在过去「认同政治」的架构中,这些女子们所代表的身分族群(外省、闵籍、原住民)正呼应了台湾的族群组合。在身分与身分之间,同样也看不到流动转换的暧昧空间。

文字|白斐岚、林铄齐
第251期 / 2013年11月号

身为台湾人,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冲突究竟是为了什么?正如国旗是被自己人所抢下、而抢下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旗,这所有的混乱恐怕都需要回归「自身」——大我的国族困惑来自于小我的混乱认同。但剧中却仍然停留在过去「认同政治」的架构中,这些女子们所代表的身分族群(外省、闵籍、原住民)正呼应了台湾的族群组合。在身分与身分之间,同样也看不到流动转换的暧昧空间。

王小棣《丈夫的一千零一夜》

10/4~6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这些年来,剧场外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抗争往往比剧场内上演的戏还要精采。王小棣《丈夫的一千零一夜》便取材于陈云林二○○八年访台所引发的「警察抢国旗」事件,作品所述说的却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以多位女性角色的生命经验带出了事件背后更深沉的国族焦虑。

这出戏的剧名不免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口传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同样都有著说故事的女子、用故事来对抗的权威、在故事中缺席的听众丈夫。在我们的认知中,故事总是能够模糊虚实的界线,带给听者/观众无尽的想像,若再加上本剧唯一演员黄宇琳的京剧背景,总令人期待著《丈夫的一千零一夜》会呈现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或是国族想像。

向现实靠拢  显得格格不入

开场时以一系列全球抗争画面预示了主题,更激起了观众对于「抗争有著什么故事」的好奇心;接著演员出场,带著我们回到了百年前中国最大的一场抗争。不过这场抗争本身在舞台上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烈士林觉民同党「阿山」之母。自此之后,每次的抗争都是缺席的(除了偶尔以新闻形式出现的画面或声音),在场的总是以另一种形式参与了抗争的女性:警员之妻滕玲、滕玲外婆、姑妈、警员的外婆、及最后以京剧身段饰演的雾峰林朝栋之妻。《丈夫的一千零一夜》就从这些女子口中重现了不同时代的抗争/战争,仿佛也可看见导演试图呈现「另一种观点」的企图。

但这些说故事的女性却彻底地放弃了虚实之间的暧昧游走,尽管选择了剧场(以及京剧演员的身体)如此充满想像的表演形式,却太过刻意地向现实靠拢。每一次日常动作的重现,都搭配了精准又真实的音效,不管是喂鸡、邮局柜员盖章的机械动作、或是瓦斯炉点火,过度强调技术点的准确与拟真的表演,反而失去了剧场转化之美。背景萤幕上所投影的写实场景(如神坛)更与舞台试图借由一桌二椅所呈现的空间形成反差。许多也许运用灯光或演员身段即可建立的空间关系,如今却反而让剧场/影像显得格格不入。

这些女子所说的故事似乎也是如此格格不入。每次当这些带著历史伤痛的女子来访,想要开导因为抢国旗事件而陷入自我怀疑的警员时,她们重述的历史回忆却看不到岁月痕迹所铺陈的层次感、或是历史现场与当今事件之呼应。由现在的自己对著他人重新回忆当年的亲身经历,理应带著些许「当事人」、「叙述者」、「聆听者」的情感混杂,但她们却都在瞬间回到了事发现场的情绪中,尚未沉淀的情感强压著观众,反而失去了思考与咀嚼的空间。

拼盘式台湾认同  无法呈现国族的想像

身为台湾人,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冲突究竟是为了什么?正如国旗是被自己人所抢下、而抢下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旗,这所有的混乱恐怕都需要回归「自身」——大我的国族困惑来自于小我的混乱认同。但剧中却仍然停留在过去「认同政治」的架构中,这些女子们所代表的身分族群(外省、闵籍、原住民)正呼应了台湾的族群组合。在身分与身分之间,同样也看不到流动转换的暧昧空间。即使拾起了这些由个人见证的历史场景,却失去了碎片间的「留白」,依旧无法拼凑出如今台湾的想像——无论是创作者的、观众的、演员的、过去的、现今的、或是未来的。

由一面国旗所引发的一千零一夜,成了一道拼盘式的台湾认同。但「一千零一夜」这五个字令人期待的,却是如阿拉伯图样线条般纠缠连绵,故事中还有故事、虚实辉映的生命交织。想像的国族与国族的想像,这两者竟和丈夫一同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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