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透过一对兄弟的回顾与生活杂碎，《死亡纪事》呈现的是父亲的一场葬礼。这葬礼又其实只是作者高明且真诚的伏笔。整场戏，两个兄弟（哥哥就由导演高俊耀扮演）在处理丧事的折冲、妥协、认命、随俗与喃喃的诅咒下，终而迷失在一片坟场森林的暗黑中。这样有些魔幻写实的处理，基本上，又是不离开现实的，而且是中低阶层的生活写照，这形成了这出戏的主调。若说是以台湾的后街人生为背景，我们很可能就直接联想起黄春明或王祯和的小说情境。但，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是，编导高俊耀是马来西亚华侨，这戏的背景也在他马来西亚的家乡。

冷战结构性因素下的「他者」

那么，从台湾的后街到马来西亚的后街，存在著怎样的关联，会是我们首先想去初探的事情。近十年以来，由于进步学院与民间知识圈的推动，东亚视野被重新提出来讨论，其前题恰在于：消解冷战封锁下，泛亚洲社会长期以来只能以单一面向的美／日价值，作为反共前哨阵线的位置取向；这高度反映在文化冷战的状况下，形成对于亚洲自身的自我矮化与遗忘化，以及彼此的陌生化。

这样的视野，同时提出了如何省视亚洲内部第三世界的迫切性。比较概括地说，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找到了如何去看《死亡纪事》里头的小人物的历史感。

也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下，这位一辈子生活在马来西亚后街里的父亲，以一介小人物死后的丧葬事宜，让我们有机会去看见老一辈马来华人的生命漂移，其实并非与我们的生命经验全然无关的「他者」；相反地，是冷战的结构性因素，形成这样的父亲，被迫成为我们生活感觉中的「他者」。

《死亡纪事》的演出，吸引了此地年轻观众的目光。这是令人振奋的，因为这是醒思亚洲视角的另类出口。在这一点上，编导的社会企图自然是很关键的。也就是高俊耀的创作观里，反映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但，推到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构造面时，却又缺少了对于华人在马来社会复杂问题的直面批判。这当然并不一定是创作者必须要去达成的目的，但，必将成为更深化讨论此剧时的期待。

丧礼背后的生存探问

面对这样的期待，同时兼编、导、演于一身的高俊耀有他的说法，相当贴切地写在演出小海报上。这段话说：「没什么伟大的理由，只不过是想，好好地说，然后理解，那狠狠逮住自己的什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发现，原来那狠狠逮住高俊耀自己的，就写在他接下来的一席话中：「没什么伟大的理由，只不过是想，好好地看待自己与每一个他人的细小连系，如此，构成了社会。」

这里，叙述了作者的写实剧作观背后，埋藏了一条线索。这线索，经由戏里两位兄弟的叙事复颂被表达无遗。兄弟，以马来华人后裔的身分焦虑地相互质问，这到底是「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传统的、家庭的……」纠葛或问题。这相互质问，更多是抛给观众的质问。很显然地，这就非常有意识地在拉出这戏的主轴：《死亡纪事》到底记的是何等事？话说从头，戏中这丧礼有一吃重的插曲，即是父亲死后，竟有代表国家正式标记的回教组织，登门拜访并声称父亲年轻时已皈依回教，并有回教姓名，因此，得以回教方式处理他的后事（包括安葬方式）。

整出戏环绕在这个主轴下，看似如编导所言：「扛著尸体，记录一场苛问存在的荒谬之旅。」然则，这荒谬并非无迹可寻的为荒诞而荒诞。更多的是，对于马来西亚后殖民社会的反思。理由是：在殖民阶段，英国政府为垄断并巩固其统治权，除了承认马来文为国家语言，马来统治者为建制化君主之外，更认同回教为国教的政策。这样的马来优势化，一直是民族独立后的统治方针。亦即，在马来权贵阶层与英国资本之间，未曾脱开的紧密关联。

表现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

当然，《死亡纪事》并不是为这样的结构性观照而创作的作品。但，它点出了在这样的后殖民情境下，因为去殖民的无法或无能彻底，留下了坑坑巴巴的碎言碎语，就由戏中这件非常具庶民代表性的丧礼，来穿插中下阶层华人家庭，如何在国家意识的宗教规训下，为求生存而想方设法让自己也成为国教的一员，却又留下种种难以收拾或解答的荒谬印记。

这是一出用俚俗的表相，来探索深刻认同问题的戏码。虽然，叙事的节奏总是压过情境的铺排，但也因此加深了戏的荒谬感。因此，《死亡纪事》表现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又或说，是小人物的生存之道：细琐杂碎中有一种生命的韧性。

这韧性是身分的追索，更有阶级问题现身的可能性。只不过，编导显然对于探索身分认同的荒谬，来得比阶级的实然和应然，更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