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回想和老师相处、谈话的片刻，其实，老师时常是微笑的；生病后，更常微笑。一路跟随老师学习，总爱问很多问题；老师离开后，我才惊觉，有更多问题，我都忘了问……我相信非常多人都受过老师同样的照顾；同样的话，老师也对很多人说过。谨以此篇短文与大家一起怀念这些点点滴滴。

进入北艺大指挥研究所那年，两个年级共四人，总是大家一起上课。一个星期有四天，大家不是望著老师指挥乐团，就是陪著老师深锁的眉头，一起陷入深思。老师讲话不特别慢，但话语间的停顿，常超乎我预期。不过，对初学者而言，似乎也就是需要那么多安静的片刻，才能消化老师高深莫测的话语。

他是那么严肃地看待所要传授的学问

记得有一回上课，老师又不厌其烦说明拍点的概念：拍点与拍点之间的过程才是重要的，拍点不是做出来的、它本来就存在，一碰到拍点要马上离开、不要做挡乐团路的指挥等等。当时我自以为略懂指挥，一心一意只想站上指挥台比划，哪里有耐心听这些，忍不住脱口而出：「老师，你到底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顿时，课堂的空气仿佛变得特别冷。老师停止说话，眉头深锁，反复地说：「怎么会听不懂呢？」他完全没有一丝不悦，只有著急与不解。老师有时看著我们（偶尔带著一抹微笑），有时低头思考，在不大的琴房里绕来绕去，良久，再次开始说明拍点的概念，但尝试加上其他比喻。我其实还是听得一知半解，但事后对于自己的莽撞，深感懊悔。老师的态度，让我们立刻感受到，他是那么在意学生是否真正理解，那么严肃地看待他所要传授的学问。

研究所毕业之后，我还是三不五时拜访老师，或与老师通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聊聊自己正在做的事、正在学习的曲子。老师总是很有耐心地听著，间或问几句，提出他的看法，每每启发我新的思考方向。有一回，他甚至告诉我：你现在应该要停止指挥一阵子了！因为你一直指挥不好的乐团，虽然是训练耳朵很好的方式，也让你学习到很多训练乐团的方法，但是你的动作恐怕也会因此定型。老师的话语如同当头棒喝，让我下定决心加快出国学习的脚步。

赴美之后主攻钢琴演奏，并开始在纽约的演出中加入老师的钢琴独奏作品。在练习过程中，我与老师讨论他的作品，期望得到更多指示；但老师总是一笑置之。我当时相当纳闷，甚至以为老师此举颇不负责任。之后，我索性把数次演出老师作品的录影集结成一张DVD，寄回台湾请老师指教，并跟他报告了我音乐学习的进展。二○○八年圣诞节前，意外地收到老师寄来的信件，内容主要是他听我录音时的感想。信中的语调，如此熟悉，如此热切诚恳，老师仿佛鲜活地从字里行间跳出来，在寒冷的纽约，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方式的提点

返台之后，更常与老师通话。讨论内容五花八门，但都围绕著我们最感兴趣的音乐：某个作曲家，某个作品，某位指挥家、演奏家，某场音乐会，学习音乐的方式，表演艺术风格的变迁等等。老师对于西方文化的深邃认识，让人相当惊叹。愈是与老师谈话，愈是感到自己的不足，也就愈需要持续与老师谈话——好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依赖，一种眷恋。

二○一一年，经由老师的推荐，我与国家交响乐团，录制老师的《落大雨》钢琴协奏曲，收录于《乐典六》出版。录音之前，一如往常，老师没有给予更多的指示，只提到他写作此曲时，脑中想到的声响效果是莫札特的钢琴协奏曲。为了这个录音，我跟老师预演了一次给指挥家简文彬老师听。而为了这个预演，我们特地约了时间一起练习（双钢琴版本）。我其实很少弹琴给老师听，因为不管是弹钢琴或是指挥，老师关心的其实都是音乐的本质，不同的演出形式，不过是不同的载具罢了！对于自己的作品，一直以来，老师也不喜欢干涉演奏者的诠释。但我们练著练著，他不自觉地愈说愈多，而他说愈多，我反而愈不会弹。不一会儿，老师发现了我眉头愈来愈紧，突然笑开说：「我就知道作曲家说太多会出问题。你等一下，就自然地照你原本的方式弹就是了。」老师边笑边补充：他其实很期待这次新的录音；对这首曲子，也许我们会有他自己都没想过的新鲜观点呢！而每个演奏家，每一次的演奏，都是在为同一个文本注入新的生命啊！

今年六月底我演奏了老师全部的钢琴独奏作品。老师因身体不适，无法到场，但他非常贴心地在台中、台北，都分别请家人到场表示支持。整场音乐会的构想事先并没有跟老师商量，只有约略跟老师提过可能的呈现方式。老实说，我很感谢老师全然的信任。回想起来，老师在不同的阶段，依照学生音乐生命的发展，采取不同方式的提点。研究所指挥班时期，老师不厌其烦地倾注所学，希望我先遵照他的指示想像音乐，倾听音乐，进而以动作暗示乐团。毕业之后，老师则期许我多吸取不同环境的养分，开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想法。之后，老师似乎以同侪的角度，开始跟我讨论、交换彼此对音乐诸多面向的想法。老师不永远只想站在前方，让学生亦步亦趋地跟随，他更希望帮助学生成为虽有一贯脉络，但能独立思考，却也包容兼蓄的音乐人。这跟他训练乐团的态度是一致的。

老师细心准备的预备拍

今年七月，是我最后一次与老师见面，也是最痛苦的一次。老师听了我独奏会的录音后，直说应该要见面聊聊；但苦于身体状况难以预测，始终无法约定好时间。七月中某日，老师突然打电话说觉得今天状况不错，明天应该也会如此，问我是否还有兴趣、有时间去跟他聊聊，我当然是立刻答应。第二天下午去，师母一见到我，就说老师状况不好，瘦了很多，似乎想让我有心理准备。老师的确是瘦，但精神还不错，也能自由走动。我们依旧是天南地北地聊；也许是有爽朗的师母相伴，气氛非常愉悦。老师终于娓娓道出对于他自己的作品，为何不喜欢给诠释者太多口头指示。理由除了不同文本原本就存在不同诠释的可能性外，老师认为，良好记谱能力是作曲家的基本条件之一；只要记谱精确，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不会被演奏者的不同诠释埋没。如此一来，作曲家又何须多言呢？

聊著聊著，老师突然起身，拿了钢琴独奏曲及《落大雨》协奏曲的乐谱给我。我一愣，不懂老师为何把我已有的乐谱给我。旋即，老师打开乐谱，指出几个之后需要更正的地方，说：「之后如果这两本谱要再版，就麻烦你帮忙校定这些错误了。」老师话语甫落，我喉头一紧，虽然微笑点头称是，但眼前仿佛有一片阴影。师母出门之后，老师开始跟我谈他的病情，我有些惊讶老师主动谈论这个话题，但老师似乎有股非说不可的意念。他说著说著，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请老师不要再说了。老师停了一会儿，接下来竟体贴地说：「很抱歉要跟你说这些事，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就别难过了。」

我已经不记得之后我们又聊了什么，也许也真的没说什么话，就这样跟老师一起静静地坐在那有花色衬垫的藤椅上，直到夕阳西下。我多么希望天色永远不会暗，时间就此无限延伸。面对人生最根本的事情，赫然发现，我完全没有准备好。

天色愈来愈暗，我不愿意说我要离开，老师也没有要我离开的意思。眼看老师服药的时间到了，我只好起身。走到门口，我们望著门把，迟疑著，却没有人愿意先开门。走到电梯口，我握住老师的手说：「希望可以再来看您。」老师叹了一口气答：「我也希望啊！」老师教指挥，最强调「预备拍」，总说乐团如果表现不尽理想，都是指挥没有帮乐团预备好。现在看来，这最后的会面，应该就是老师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休止符，细心准备的预备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