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两出戏，同一个舞台，同一批演员，就像同一栋房屋在不同时期充作不同用途，以及同样的人物在不同境遇下，却会发展成不同的角色。这样的「一台双戏」实验，在台湾剧场可能不是第一次，但绝对是极为少数的非常态。一手策划黑眼睛跨剧团「换屋计划」的鸿鸿说，同时搬演两出戏虽然辛苦，但反而从中激发了原本只做一出不会发现的灵光，而灵光公平发散两出戏之间，提供新的观看剧场方式，也揭穿了某种表演现实。

卡里耶尔与鸿鸿  剧本「同台」交锋

「换屋计划」的两档戏包括法国剧作家卡里耶尔（Jean-Claude Carriere）的《白马将来的那天》La Terrasse，以及鸿鸿甫获台北文学奖的新作《自由的幻影》。之所以会想一次演两出，鸿鸿表示，因为两出都有非导不可的急迫性，「《自由的幻影》讲台湾社会，有时效限制，但自己导自己写的剧本有局限，也有点没劲，《白马将来的那天》刚好是我想做很久的剧本，内容也能互通。」

鸿鸿说，他原本属意德国剧作家鲁兹．胡伯纳（Lutz Hubner）的《公司感谢您》Die Firma dankt，但该剧跟台湾文化隔阂稍深使人却步，考虑转译的问题，鸿鸿转向他一直十分喜爱的卡里耶尔。「卡里耶尔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持续关注的创作者。他在法国很少发表原创的舞台剧本，但每个作品都好看得不得了。」

《白马要来的那天》的法文剧名意思是「阳台」，场景是一个即将要易主的屋子，演员轮流进场，可能是主也可能是客，故事描述主人一觉醒来，发现妻子正要离家出走，投奔情人怀抱。同时，仲介也开始带人来看房子。看房子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开始在这里办公、煮饭、睡午觉、甚至做按摩。全剧藉著喜剧形式，把婚姻、爱情、与现代生活的荒谬，表达得出人意表。

《自由的幻影》则是他暌违已久，从剧作家剧场出发、自编自导的作品。「我前年去柏林看了很多博物馆，围墙倒塌前的东德生活样貌博物馆、二战、屠杀或情总博物馆。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在面对历史，但回到台湾，我教的学生连白色恐怖原因为何？真正受害者是谁？跟二二八有何不同？台派、左派的差异，他们好像通通不知道，他们从小教育里就没有这一块。」

回国后，鸿鸿开始发想剧本，从戒严开始到当前台湾社经状况，包括文化界的生态、政府和民间关系、社会被媒体操纵的现象甚至都更都有入戏，每个人都有不同观点、不同诠释，甚至都更都有入戏。从戒严到当前我们以为的自由台湾，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这块土地？

当然，没有人喜欢在剧场听人说教，鸿鸿说：「所以我用推理剧的形式包装，每个人物用自己的方式解释所有事，但后面的情况又推翻前面的假设，新的解释带来新的谜题，被推翻的现实到后面又会复活，事情愈来愈不对劲。」

同批演员演双戏  限制多自由也多

虽然两个剧本品种相差甚远，讨论的面向也完全不同，但内在都酝酿著强烈不安，随时都会崩裂扯毁的不确定感蔓延台上，成了两出戏的关键链结。鸿鸿强调，把两出戏搭起来会有另外一层意义，揭露了「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得很自由，但其实只是幻觉」的台湾当下处境。

场上总共有七位演员，彼此影响表演质量也是排练最过瘾的部分。「我们总共排了三个月左右，一周四个时段，每个时段几乎都要全员到齐，算是排得很密集。」鸿鸿认为《白马将来的那天》尤其难排，戏长超过两小时，几乎是《自由的幻影》两倍。卡里耶尔写作的细节繁复缺一不可，所以他不打算删改，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其中细腻转折。「我毕竟是其中一出的剧作家，除了尽量服务剧作家的创作意念之外，同时要把自己放掉，探测剧本还有什么可能。」

「演员要演两出戏、背两出戏的台词，所以我在分配角色时，也考量了比重问题。」鸿鸿喜欢跟演员工作，让演员带著角色、带著戏走。「和演员讨论，分析角色和剧本，一起找出两个戏可以串联的细腻之处。可能某位演员的型只符合其中一出戏，但因为我们挖掘出他的不同面向，反而另一出的角色朝他凑过来，合成新的样子」。一台双戏，对演员，对设计，甚至对导演来说，都是挑战，然而鸿鸿表示，限制愈多，反而更有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