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的不同程度理解造成「传统」与「现代国乐」这二种不同槪念的语言机制错置，这次在会场上的激烈火花常常都是这样来的……
这次的研讨会中，最触动敏感地带也争议最大的，即是大会所颁布的母题「国乐交响化」。然而国乐要不要交响化？国乐指的是什么？是传统音乐的泛称，并不特定指涉某一乐种（或乐器组合），还是指「国乐团」？倘若指的是国乐团，那么这个当年在学习西方及夹杂优越民族情感合流的新品种（对岸称为民乐团），与国民政府拨迁来台之后基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考量的所谓「国乐团」，究竟是不是同一「国」的音乐？
于是在未充分对于「国乐」定义厘清的情况之下，就发生了有人认为国乐应该改造，则惹来回应人指要维护「传统」的重要性；有人批评交响化是走倒退，有人则误以为是「不要再搞国乐了」，难怪有些与会者频频摇题「可不可以不要再谈国乐交响化了」，惹得台上台下一阵莞尔。
语言机制的错置
语义的不同程度理解造成「传统」与「现代国乐」这二种不同概念的语言机制错置，这次在会场上的激烈火花常常都是这样来的。通常我们在理解「传统」的时候，其实带著强烈的保护色彩，诸如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技巧与音乐语法，希望借由学术单位的支持将之保存下来，这在任一文化先进国家，不论传统与古迹的维护都是责无旁贷。而「现代国乐」则不同，它的表面涵义虽然笼统，但是基本上是指向一个创作思维、属于「现代」的思考。它究竟要有多少成分指向所谓「传统」精神，它的涵盖领域究竟应否扩及西洋管弦乐器，还是固守传统国乐范团，应该让作曲家来决定（偏偏乐器学的发展常常告诉我们，所谓「西方」乐器其实亦不乏传自于亚洲近东改良而成），况且音乐本身的抽象性质，并不应有（也不会有）是否「发扬」现代国乐的争议，刻意检验音乐里是否含带传统养分，不仅过时而且没有合法基础。
是表演团队还是研究机构？
难怪在这次的硏讨中，许多学者不只一次地希望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分开来思考」，否则没有聚焦的议题绕来绕去，所有讨论都容易简化为「传统／现代」二分的对峙。来自哈佛大学的余少华博士就坦言国乐团目前做的是「泛中国」的国乐，既要做现代创作又要维护传统，国乐的传统学门研究不够扎实，箭靶指向国乐团；现代创作不力、演奏水准不及彼岸也一并归咎于此。这里衍生的问题是，国乐团的设计，其定位究竟是属专业表演团队还是传统音乐的研究机构呢？
倘若是前者，就该直接接受买方市场（消费群众）的检验，努力从「维护传统，发扬国乐」的文化旗帜中撤离，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演奏体系与经营方针，不再迷信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保护政策。如果是后者，也应扎实地脱离意识形态的包袱，广泛接纳台湾乃至于中国各地乐种保存、传统音乐的研究。
其次，两岸意识形态的迥异，就连对于「文化」的诠释与发言权，也由于不同的政治现实而各自朝光谱的两极。于是当北市国的许克巍大叹「表演艺术团队难以经营」，对岸学者则是卖力宣扬国乐在大陆的「前途一片大好」，中间微妙的较劲与对生态不同程度的解读不言可喻。
看不到「台湾」？
也许是为了表达本地国乐界主随客便的谦和，除了少数如探讨国乐生态与教育涉及台湾在地的经验，大部分的时间与发言里，我们只能不断感受彼岸热烈的讨论。至于国乐团的历史发展、国乐团未来的意见与「深化」的参考座标，我们几乎看不到「台湾」的位置。
毫无疑问的，国乐团在台湾的发展，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一种接近于大陆民乐团」的身世而来，然而两岸分别五十年，各自的国乐现状应该有不同的命脉，对于未来，也理当有不同的文化意涵。可是这次研讨会中却令人很明显地发现，大陆诉诸民族情感可以侃侃而谈国乐过去与未来的接轨，而台湾这个「移植」于大陆的成分多于本地的养分（更不用提前几年本地乐团专打大陆牌的操作方式），而未来又可预见行将褪去文化宣传光环的国乐品种，其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
对于中西乐都要有批判能力
从这个命题出发，如果台湾有意区隔对岸的民乐团，而希望步入世界，直接与国际接轨，那么交响化还是唯一的选择吗？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发展「管弦乐团」百年，然而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现：对于音乐「质地」的思考正在返回崇尙小编制、灵活的室内乐（chamber）风格，许多知名乐团的财务艰难的现况，不也隐约透露了对于这个世纪巨兽的束手无策。从这个角度看来，国乐界讨论「交响化」虽然夹杂民族意识，然而其对于西方音乐的反省与批判，相较于台湾西式乐团仍在「一国的文化水平，要视一个是否发展自己的管弦乐团」的思考中赚取个别团体的文化利益，国乐界的表现反而是「争气」多了。西式乐团的问题表象或与国乐无法等同，然而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与对于音乐的想像能力其实可类比之。以《梁祝》名满中外的作曲家何占豪在研讨会中就不只一次表达，「对于所有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应该都要有批判能力」，可谓一言中的。
传统与新世纪的对话
附带要提的是，从这次的议体设定与邀请讲员的涵盖层面，也看出了国乐界迥异于过往的开放程度。大会请来海内外资深媒体工作者，扩大了议论的空间，新闻工作者向来较接近消费受众的现场，或许也可以点燃国乐专业界的些许盲点。而宽频网路的数位化思考，则提示了一个新的跨越国界的可能性，「全真像传播」的新闻总监宋圣阳对于严肃音乐中「追求精准」的性质表示肯定，然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工具，音乐人对于「太真实，真实到不敢逼进」的数位科技反而表现在「介面」使用上的困扰与抗拒，也著实令国乐界人士硬是上了一堂「课外」课。
包括大会悉心安排的网路文化讨论、本地国乐网站的浏览，一种新世代与传统国乐对话的气氛正在酝酿，然而「危机即是转机」，大会应该在追求e化的风潮之外，努力思考如何因应当代的需要，而找到未来新的可能性。例如以国乐界对传统艺术的长期执著与相对于外部（世界）文化的发言位置，在未来建构的网路世界中，不妨运用「资源分享」的媒介特性，致力于传统音乐资料库的建立，将来更进一步或许可为华人音乐圈的重要窗口。
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上个世纪的「国乐交响化」或许仍然喋喋不休，然而属于音乐的各种差异思考也将会陆续出现，并且不可抵挡。怎么做？历史会说明真相，也会带来新的历史。
（本刊编辑 黄俊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