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称公元二〇〇〇年为「世纪末年」并不为过。在过去一整年，属于世纪末征兆的讨论屡屡透过各种文化议题、创作展演，焦躁地浮现。台北艺术节「俗／精致文化」的争议、亚太传统论坛「传统／文明」的对话，连林怀民也选择旧作《家族合唱》来做为跨越世纪的「最后巡礼」，都隐约透露这样的意涵。

在这种末世氛围的光景中，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二项重要的意涵，一是对未来的焦虑感（学习西方－东方语汇－然后呢？）；另外则是强烈地希望「为过去历史总结（终结？）」的感伤气氛正在形成。这可从过去几个月以来，动辄大规模的百年歌谣、台湾美术史等研讨会陆续登场看出端倪。因此若从世纪回顾来检视国乐界这次大规模的团聚，其实是深具意义的。

国乐交响化的争议从彼岸划过台湾，包括香港及两岸等华文地区，针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与激荡早就「行之有年」，没有共识与结论似乎是历年来唯一的「共识」。然而此时文建会与高雄市国乐团策划的「两岸国乐交响化研讨会」，从议题设定、所邀来的讲员及评论人规模，俨然有世纪末为华人地区国乐交响化的争论，留下历史性注脚的意图。

全都到齐了！

这次的研讨会的与会者，包括学者、作曲／演奏／指挥家，甚至彼岸媒体观察团体，光是发表论文及评论人就浩浩荡荡六十一位。北市国的许克巍就观察到，与过往类似聚会相较，此次大陆国乐界菁英几乎是「全都到齐了」，而台湾由二大学院养成体系（国立台湾艺术学院与中国文化大学国乐系）延伸之北／高市国乐团与实验国乐团也全数到齐。其中甫成立七年一贯学制的台南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系，由系主任郑德渊领军六位平均三十岁的年轻讲师，在场内外热烈的讨论阵容，令人印象深刻。

会议一开始，来自洛杉矶英文刊物《音乐中国》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的主编周勤如首先发难，他认为谈现代国乐应该把「保存传统音乐经典」和「创造新音乐」分开来思考，因为长久以来「在传统音乐的承传中创造新音乐」的口号喊得响亮，却未明白指涉到底该继承什么？改造什么？甚至创造什么？紧接著，民族音乐学者郑德渊则根本质疑大会指定的题目「Chinese Orchestra在世界乐坛的定位」，必须先严格定义“Chinese Orchestra”指称为何，因为「翻开中外音乐词典，是找不到此字的涵义的」。他语带调侃抱怨大会指定的议题相当「难谈」，因为即使厘清了定义，也还必须解释「世界」乐坛的定位，指的是「华人」世界，还是「西方」世界？

「双文化」为国乐解套

郑德渊从西方管弦乐团的形成、配器组合的流变来试图为国乐交响化提供「合法的基础」，然而综观中国的合奏传统，系指不同独奏乐器的齐奏与依属性而又不同的花式变奏，其本身「并不具西欧多声织体的声部概念」，郑德渊并且借用九个「音乐文化区」的理论，从历史性与共时性的角度，直指「中国管弦乐团是脱离了历史的传承与文化地理的因素」，因此他提出了「双文化」的概念来诠释目前国乐交响的现状。郑德渊引用修海林的研究，认为中国音乐为什么较之日本、印度音乐在风格上更接近西方音乐，是因著中国民族传统的思维具有接纳包容与汲取的内在机制，而这是在原有文化传统与心理的条件前提下，所作的「主动选择与接受」。意指在地国乐界其实不必过分焦虑西方养分的传入，中西不同的音乐文化存在于近代共生的文化系统之中，这是历史必然的现实。

有趣的是，议题一旦涉及中／西文化，传统／现代的参照，必定惹来现场砲声隆隆，以歌剧《原野》著称的作曲家金湘当场就直言，用西方思维来进行国乐交响化是「注定失败」的，周勤如则以「身为中国人就有中国风格」来回应金湘。而评论人赵琴博士以先前赴加拿大参讨「西方音乐的新历史」为例，指出当今已经有愈来愈多的硏究开始探讨二十世纪传播到各地的所谓「西方音乐」，所造成的「新的历史」对于母体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赵琴抛出了第一个问题，她问当代作曲家对于乐器的思考「到底是什么？」然后她进一步要问，「这个社会需要交响乐吗？」

褪色的「摩登」旧潮？

长期钻研中／西及世界音乐的学者梁铭越，面对「国乐交响化」这样被讥为移植的抄袭、一种西欧交响乐的剩余物质、一种褪色的「摩登」（modern）旧潮时，委婉指出这种评论「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因为他发现中国音乐历史文化的演进与脉络，「不难察觉所谓移植、加工的交响化现象」。梁铭越倾向将音乐文化视为一开放共生的生态，依「施肥」与「受粉」的程度，可分为本土地源／次文化／泛文化／跨文化施粉生态等类。梁铭越举美国的劳．哈瑞逊与印尼甘美朗结合的《心经》、马勒《大地之歌》与中国古诗词的东西相遇，都是属于第四类（跨文化施粉）的精品。而国乐交响化虽也有类似跨越的性质，却由于本地对于爱国情操的错误引导，与欧美为满足文字叙述理性之偷窥结构思维的相互合流，造成今日「现代国乐」的尴尬场面。

长年关心国内西乐发展的乐评人杨忠衡乾脆直言「国乐历史阶段任务已经结束」，国乐应该将素材、语法通通解放，回归到音乐的本质，因为「从来没有一种乐种，只设计为某种风格服务」，而国乐团则应该定位为专业演奏团体。为此，杨忠衡大胆提出「开放式改良」的主张，建议国乐团打破「国籍」的自我设限，接纳西方乐器，让作曲家与演奏家长期合作揣摩出一套「约定俗成」的新语汇，直接透过作品来呈现风格与国乐未来走向，省去国乐界长期囿于传统／民族的政策指导。

杨忠衡的发言，引起现场热闹的讨论，不过国乐的改革直接交由作曲家的创作来重新洗牌，倒是讨论场上一致的共识，本次研讨会的地主单位──高雄市国客席指挥关迺忠则感慨地表示，音乐的发展与不发展「就看作曲家的创作与不创作了」。不过他也强调「指挥、作曲家、演奏家」的三角关系，是很微妙的，为维持音乐发展的平衡状态，最好不要「刻意强调某方的重要性」。

国乐教战守则──经营实务篇

値得注意的是，「交响化」所惹来现代国乐这个究竟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的身世之谜，在研讨会的轮番交锋看来仍未「大和解」的状况下，大会的议题却也相当务实地直捣国乐团的「经营理念」探讨。北市国派出许克巍以长年媒体观察与乐团经营者的角度提出现代国乐面临「表演市场越来越多元」的竞争态势，许克巍身兼公立乐团研究推广组长却娓娓道出「公设乐团的演出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其运作与艺术理念也被拿来和其他团体或是国外的表演做比较」。过去北市国在办理两岸交流演出上算是急先锋，如今大陆牌已不复以往灵验，倒也老老实实地面临了「市场竞争」的沉重压力。对于未来，国乐团因为阶段性任务的不同而开始有转型的可能，许克巍也预言本地的国乐团将因走向财团法人化而带来大幅重整。

相对于本地陷于苦战的国乐市场，对岸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却以「情势一片大好」的局面来描述大陆民乐的现况，对此评论人陈裕刚则巧妙地指陈，对照两岸实际人口数与地理面积比例，台湾有三个职业国乐团「算是很多的了」，现场来自前金国中的国乐班老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称，大陆国乐蓬勃是「经济」考量，台湾则是「现实」、是「出路」的问题。

在这次的研讨会中，虽然打出「两岸国乐交响化」的闪亮招牌，或许是因为「国乐交响化」本身即是一个吊诡（paradox）的命题，因此主办单位善意地加上了「观照现代国乐的文化面相」，希望至少在交响化议题之外，对于诸多其他国乐面相也能一并「观照」。因此大会倒也务实地讨论类似像国乐团指挥的条件、国乐团在教育体系的现况之议题。此外，国乐团经营所带来在文化消费市场互动、网路时代的e话题，结合华人音乐行销，也意外地成为会场上的新话题。

国乐「教改」

「西乐指挥能否指挥国乐？」在本次交响化议题之外，一直是热门话题（当然，这个命题又是交响化害的）。对此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的黄晓飞表示「技术」是共通的，然而西乐指挥对节奏观念的准确要求很値得民乐界学习。另外在国内国乐教育体系的探讨中，台湾艺术学院教授林昱廷则指出，目前囿于著作权法令的争议，国乐合奏经常面临无曲目可练的窘境，对此文大国乐系主任樊尉慈则提出了尽量结合作曲与演奏双轨并进的方式，也可为学院带来较多的活力。而目前由于联考制度的缺乏弹性，造成特定乐器主修别集中的现象，他也主张以室内乐（如古筝合奏）的方式，来解决乐器大量重叠的困境。樊尉慈并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再三呼吁，学院必须要为「未来」培育专业演奏人才，国乐合奏与新曲目的创作的脚步实在刻不容缓。

见证这世纪的「国乐」

相较于北市国的高度资源集中与主事人长期对于文化事务的精准操作，高市国成立时间短、团队偏向年轻化，没有向来重北轻南的媒体注目，倒也比较能甩开包袱专心做社区推广与基层庶民文化的结合。四天的研讨会在高市国刚刚迁入的位于爱河河畔的高雄市音乐馆（高市交与市国皆定居在此）举行，研讨会中讨论激昂、异音不绝，然而私底下倒也呈现国乐界向来的「一团和气」，另外，配合硏讨会而筹划的国乐演奏会，二场非假日却连连爆满的盛况，也令台北来的媒体瞠目结舌，惊讶高市国这几年的耕耘已经逐渐开花结果。

必须被提及的是，相较于过往类似聚会的议题设计与同仁性质，这次的研讨除了传统国乐界的各路风云好汉，也广征西乐背景的专业意见，并邀集各高国中国乐教师与两岸媒体观察人士，让这个争辩了一个世纪的议题，能透过各种专业与经营的多元角度，稍稍在世纪末为将来竖立一个历史的参考点。

只不过，会场上激辩不如直接在演奏会上制造一些新鲜的音乐，国乐的明天应该仍然指日可待。

（本刊编辑  黄俊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