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路易沙达（Jean-Marc Luisada）这个名字，对许多台湾的听众或许觉得陌生。但他的演奏曾与许多一线钢琴家，如阿劳（Claudio Arrau）、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阿格丽希（Martha Argerich）等人，一同被收录进一九九九年德国留声机公司出版的《萧邦全集录音》中。一九五八年生于突尼西亚，在巴黎与伦敦接受完整的钢琴教育，受教于马加洛夫与巴朵拉-史科达，并曾于一九八五年荣获华沙萧邦大赛的第五名。他于一九八九年获颁法兰西艺术与文学勋章，并在二○○三年由该勋章之骑士等级晋升为军官等级，由此可见他在当代法国乐坛的地位。

Q：今年的三月您将来台湾举行演出，您所选择的曲目，由海顿的《f小调变奏曲Hob XVII: 6》开场，接续是舒曼的《幽默曲》（Op. 20），下半场则由多首萧邦的作品所组成。是否可以谈谈你对这套曲目的想法？

A：对于安排曲目，我都会考虑再三，而「观众」绝对是我最首要的考量。我习惯在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安排比较智性的作品，第二部分则是一些比较自发的，如同我们在吃大餐时，会有前菜，最后会以甜点结束。海顿的这首变奏曲，毫无疑问是部杰作，那种嘻笑、那种甜美和那种忧郁，甚至可以让我们嗅到之后的舒伯特。

我长年来不停演奏舒曼与萧邦的作品，因此在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演出里，也想安排一首舒曼的作品。这一部《幽默曲》相当精采，也许不像《狂欢节》或《幻想曲集》般知名，但它绝对是一部相当艰难的作品。舒曼自己说道，他在谱写时，他又哭又好爱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它与海顿的《f小调变奏曲》形成一种对照：海顿的f小调主题有点阴暗；而《幽默曲》的主题则富有希望。因此，这也可以看到，我习惯在音乐会的第一部分里，安排一些与我自己接近的曲目。

Q：所以您在下半场想用萧邦来接近观众？

A：我自己在廿年前，曾经总是安排一些庞大的曲目。但是最终，我觉得不应该如此。您知道吗？去年我曾经受邀到「拉罗克当泰龙国际钢琴艺术节」（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Piano de la Roque d'Antheron）演出。在这个很有名的钢琴音乐节里，我一样弹了许多首萧邦的小曲子，然后在安可曲时，我弹了舒伯特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Q：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可曲！）哈哈，是的，非常大！在当时，我突然想要弹一些深沉一点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观众已经进入情况，可以再多接受一个小时的我，我就弹了。（笑）

基本上，我只是跟著我的感觉走。我相信音乐必须要直接的、要自发的，而不是太过算计的。当然，对于曲目内容我必须非常仔细地计算，但「感受」则是无法被计算的。当然，演奏会不能只是一场秀，可是它也必须要有娱乐性。

不过，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在第二部分所选择的曲目，其实也没看起来这么「轻」。我要弹的《四首马祖卡》（Op. 24），其中阳刚与阴柔的对比，常会让我联想起舒曼笔下的佛罗雷斯坦（Florestan）与悠瑟必欧斯（Eusebius）。至于居中的〈夜曲〉（Op. 62, No. 1），我认为这是所有《夜曲》中最重要的一首！所以当您问我：「为什么不弹Op.62 No. 2？」我必须承认，那也是一首杰作，但这两部杰作似乎是彼此竞争多过于互补。两首一起演奏，恐怕会伤害另一首的全面性，因此，我选择了只弹第一首。

多年以前，我习惯开出《四首叙事曲》或《四首诙谐曲》这样的曲目，但现在我认为这么做太过沉重，不管是对听众，或对我自己。这次我将要演奏的〈第二号诙谐曲〉，就法语里的成语来说，它像是「钢琴家的战事」，是一首非常华丽的作品。诚实一点说，我自己偏爱〈第四号诙谐曲〉。它与舒曼有相似之处，让听众们可以放松，可以快乐，而这部作品正符合了「诙谐曲」的原意，像是一部笑话、充满想像力，让我们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帕克（Puck）。而这次我要演奏的第二号诙谐曲，则完全与笑话沾不上边，它像一部悲剧，富有戏剧性，带著贝里尼风格的咏叹调。

至于圆舞曲，我到现在还没决定，是否会演奏Op. 34 的第二首，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Q：在您演奏生涯的早期，经常与马加洛夫与巴朵拉-史科达两位大师的名称连结在一起。能否请您谈谈这些对您影响重大的老师们？

A：说到我的老师，我想先介绍几位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人物，但他们对我的启发至大。首先不能不提希薇蕊（Denyse Riviere），她可以说是我在音乐上的母亲，她让我成为一位全面的钢琴家。希薇蕊曾是阙安毕（Marcel Ciampi）的助理，而阙安毕又是一代宗师迪耶梅（Louis Diémer）的学生，他的老师马蒙特尔（Antoine-François Marmontel）是萧邦的嫡传弟子。透过希薇蕊与阙安毕的引介，我得以认识曼纽因的妹妹黑芙兹芭．曼纽因（Hephzibah Menuhin）与培鲁姆特（Vlado Perlemuter）。

我在曼纽因学校时年纪还太小，无法具体地说学到些什么，但我始终认为那是段很有意义的经验。十六岁时，进入巴黎音乐院，很幸运地跟当时还很年轻、很有智慧的梅尔雷（Dominique Merlet）学习。他曾经跟布朗惹夫人（Nadia Boulanger）学作曲，也演奏管风琴、打击乐器，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钢琴家。还有必须要提的是，在音乐院里我还跟作曲家杜替耶（Henri Dutilleux）的夫人爵诺维耶芙．杜替耶（Geneviève Joy-Dutilleux）学习室内乐。她像是我在音乐院求学过程中的「纯氧」。在她课堂上，我们非常纯粹地去讨论音乐，包括音色、强弱、速度等等，很实在地解决技巧上的问题。我还记得，每次上课时，她拿出酒，或许是白兰地，也可能是威士忌。我们当时还很年轻，可是她总是把我们当大人看。让我印象很深刻。

至于大家常提到的巴朵拉-史科达，他是我的一个转捩点。我把他看成是我的父亲一般。我们常常见面，两个礼拜前才一起吃饭。他是我最喜欢的人，如同我生命中的阳光。他在费雪（Edwin Fischer）门下学习，对古典时期的莫札特、贝多芬甚至舒伯特的掌握当然没话说。但是对其他时期的作品，他也带给我很多启发。我曾经跟他学习萧邦、舒曼与布拉姆斯。他让我了解，原来演奏布拉姆斯时，我的左手必须要像是一个管弦乐团，每根手指应该独立，如同不同的乐器。他是一位心胸很开放的人，总是不停提问，不管对学生或对自己。还有，他常常介绍我聆听一些新人的演奏，从新一代的钢琴家中汲取灵感，对我是很好的影响。

Q：与马加洛夫学习，又带给您什么影响呢？

A：对我来说，我宁可把马加洛夫看成一位朋友，而不是老师。在他面前演奏，就像是在一页历史面前演奏。您知道他幼年时甚至曾经坐在浦罗柯菲夫的膝上弹过琴？他还说过，拉赫玛尼诺夫有次教完他后，要求他去上几门拳击的课。我光是想像王子般的贵族，穿著拳击裤，带著手套，你不觉得是个非常超现实的画面吗？

他拥有非常宽广的曲目，有著纯粹的音乐性。有时候他做出非常浪漫的演奏，甚至有太多弹性速度。但他在教我们的时候，则是非常严谨的。他教给我最重要的是：「古典主义」是一切的基础，永远不会过时。我也常告诫我的学生说：「跟著你的心走，但绝对不要跟著流行走。」没有必要去模仿那些弹十倍快或弹十倍慢的钢琴家。演奏者应该带来启发，让听众了解作品的内容。所以，学生应该用自己的技巧、用自己的理解，不须害怕创造自己的语言。

Q：这一辈的钢琴家，往往必须要参加大量的比赛来取得更多的机会。而您也曾是萧邦大赛的得主，由此开始您的演奏生涯。请问您对钢琴大赛，特别是萧邦大赛有什么看法？

A：噢！萧邦大赛早已经不存在了，只剩灾难！（Q：您好直率，我真的可以这样写吗？）当然可以！为何不？如果任何一种弹法都被接受，你用十二分钟弹完萧邦的《f小调幻想曲》，另一个人用廿五分钟弹完，不去考量任何「风格」，我认为这是个很羞耻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也去听了一些比赛的录音，大概是夜曲吧，好像在嚼口香糖，完全失去任何金属或宝石的光泽。这种没有深度的音乐，让我非常震惊。

我并不是特别针对去年的得胜者而说的，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钢琴家。我反而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评审团。据我所知，之中当然有数位很优秀的钢琴家，但却也有教师。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有任何的指导教授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只想让自己的弟子赢得比赛。也许你觉得我很严苛，但我必须要诚实地表达我的看法。「风格」还是最重要的。每当我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诠释，甚至包括波兰当代的钢琴家，我总觉得萧邦在坟墓里也会震怒，或许他会气到一拳打破他的坟墓。（笑）

Q：对即将举行的演出，您有什么话想对台湾的听众说呢？

我很兴奋，尤其是最近我注意到你们大选的新闻，我觉得很有趣，想要更了解这个国家。有人询问是否有意愿在台湾举行大师班，我非常乐意！听说那里的学生非常渴望学习，我很期待与这些年轻的钢琴家互动。另外，我知道很多台湾的听众是从Youtube上的影片认识我的。我必须说我痛恨这些影片，它们净是些比较不好的演出，哈哈！我在这十年变化很多，我希望，到时候你们看到的，会是与影片里完全不同的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