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五月一日那天上午才就任，下午就赶赴议会。周一、周二有教育部门质询，所以他要在场备询。看著他风尘仆仆，文化局的同仁半揶揄地说：这三天你都没有上到质询台，实在太可惜了！面对著眼前那种震撼，他笑著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上指挥台而不是质询台。」

从一位指挥变成新任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郑立彬承认，很多公务都是以前没有想像过的景象。事实上，包括担任这个职务，也在意料之外。在国乐系任教的他，自然对乐团的动态关注，但真正从理想付诸行动，不过就在公告征选团长的五天内。原本他只是意图藉遴选的机会，将一些不同的声音带出来而已，却没想到获得青睐。但好消息总是伴随著不完美而来，忙著准备遴选的期间，竟还要面对儿子病痛的事实。

从没想过担任团长、没想过孩子生病，没想过的事情样样排山倒海而来……但人生纵使变化莫测，他仍旧一贯地正面以对。就像一个指挥一般，一旦乐曲开始，就不能中断。不管中间有多少突发状况，必定领导乐团完美表现，全力以赴，直到音符落下的那一刻。

Q：近年来北市国常以创意节目令人刮目相看，请问您对乐团节目的设计的方向是否将延续创意？

A：钟团长过去八年的贡献很大，我认为他重新定义了国乐。首先他将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音乐都纳入在国乐的范围中，开创了国乐的可能性。加上他邀请了国际上一线演奏家来与乐团合作，可说是成功地将乐团行销到国际上。

一般传统国乐界对于这样的走向有点意见，但我觉得邀请合作是很好的事情。只不过我认为邀请演奏家来演奏协奏曲，将西乐作品直接移植到国乐来伴奏的作法还可以更好。可以在邀请他们来的同时，替他们量身定做与国乐团合奏的作品。如此一来也许还能跟这位独奏家到国际上去演出。

第二点，他是一位很好的作曲家。相较于交响乐团，国乐团不管过去或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其实是在作品上。西乐几百年来的作品，是一个演奏者一辈子都演不完的，国乐交响化只有几十年而已，作品非常有限。

早期所谓国乐团演奏的曲子，就是对岸一些传统经典作品，但就我看来，台湾若要有别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走出不一样的路，关键就是为台湾写的作品。当然创作者不限台湾作曲家，也包括优秀的中国作曲家、甚至世界各地的作曲家。在我就任那天，我就公开呼吁，希望在音乐科系任教的作曲老师们能够开始写国乐的曲子，也希望他们指导学生写国乐曲。举凡是实验性质的，即使以前对国乐器没有涉猎的，都很愿意邀请他们来试试看。

未来我的做法也不一定能让国乐界百分之百地认同，因为毕竟还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当然这条新路并不是说我来了，就突然又转另外一个方向，而是过去好的方向要予以保留，有必须要调整的就修正，维持一个平衡点。

Q：您自己是指挥，是否有计划让年轻指挥有机会表现？

A：我现在都已经被称为是「中生代」指挥了（笑）。以前很多老师们都给过我机会，从最早的陈秋盛老师，一直到爱乐的杜老师……都是他们给机会让我一路上来的。就我观察，大部分的指挥还是在交响乐团领域，但最近有些改变。有些我学生辈的，大约廿、卅多岁的年轻指挥都有。另外的活动像是台湾国乐团办的指挥研习营、北市国甄选学苑国乐团也有很多西乐背景的人来参加，这代表大家渐渐发现，其实国乐团其实也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将这些机会多释放给他们。

今年北市国开办的指挥大赛构想非常好，让国外指挥也可以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乐团，可以来参加、指挥，我认为很成功。比较可惜的是，获奖之后没有给他们专场音乐会。只有得奖的几个指挥同一场音乐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策划，下个乐季几个场次如果合适，就会请今年的得主来演出，让大家好好看看他们。

Q：对一般人的认知，您是一位在台上演奏的指挥，现在跨越到担任行政工作，是否是一个挑战？

A：一般人都会觉得音乐家不太喜欢参与行政工作，觉得音乐家太浪漫、太迷糊的个性应该处理不好。不过指挥的训练也是要求精准的，我可以很理性、也可以感性。

我不排斥繁琐的行政工作，从学生时代在关渡室内乐团，就是一大堆同学们一起演奏。但总不能每个礼拜都为了一起合奏，却没有音乐会安排，一定要有人跳出来做行政，所以我就从这样开始。从校内演出接洽安排、丢一些文化中心的案子，到国家音乐厅表演等等……直到在文大任教这几年，我也被任命副主任，接触之后都觉得还好。但公务机关的行政又更广泛，很多会议以前想都没想过，对我来讲都是新的经验。

Q：可否请您谈谈从拉小提琴到转指挥的过程？

A：小时候拉小提琴，也拉得还可以。但我其实从小学六年级就很想要指挥了。那时候的指挥老师留著一头贝多芬式的爆炸头，他只要比划，大家就会为了这些手势演奏。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立定志向想要当指挥。

后来国中有次去听陈秋盛团长指挥市交演奏《展览会之画》，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感受很深。所以就开始想要朝这个发展。正式学指挥是在研究所时，当时徐颂仁老师开指挥硕士班课程，我是第一届北艺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回想那时挫折感非常深，因为有经验自己弄音乐会，自己觉得还可以，结果第一年课堂上，发现怎么指都不对。只要老师有一句「还好啦」，就已经觉得好感谢。那两年的学习奠定了一些指挥基本技术、音乐上的概念等，徐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毕业后隔了一年，刚好北市交有助理指挥的位置。那段时间跟著陈秋盛老师学习，最好的收获就是，他会说这个曲子到什么地方，乐团会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回想起来，这个顺序相当好，徐老师教我的是观念，陈老师是实务，接下来刚好又有这个工作机会，我的过程是很幸运的。

Q：您自小接受西乐训练，但却与国乐关系良好，能否请您谈谈自己与国乐的渊源？

A：我们从进入师大附中起，就被要求要参加国乐的课程，每个人都要学一种国乐器当作第二副修。一般都会选比较跟自己主修相近的，例如拉小提琴的就选二胡。但老师从前面开始选，我就偷懒躲在最后面，心想可不可以学打击，轻松一点。结果最后竟然缺吹笙的，所以老师就直接点名我。那个印象很深，因为看到乐谱上一个音意味著就是一串和弦，指法很复杂。我当时的老师还是现在的团员呢！（笑）那时不太认真，常跷课，所以我在乐团里面有个绰号，就是「南郭先生」。因为肢体动作很丰富，摇得很夸张，结果老师看不下去，要我自己吹吹看，当然就不行了。

大学时北艺大很注重传统，我们也需要第二副修，这次我乖乖地选二胡，学了两年。老师也是北市国退休的老师。虽然没有学得很好，但包括中文念唱等等课程，都给了无形的养分。

第一次指挥国乐团就是市国，那是二○○六年一场帮艺术歌曲伴奏的演出，那时候可能乐团咨询了陈秋盛老师的意见，邀请我客席。虽然以前练过国乐团，但第一次不太适应那个音响。而且乐谱都是简谱，看一行还可以，多行就有点不习惯。但那次之后市国要去中国巡回，就邀我一起去了。后来我慢慢感受到国乐的美感，也愈来愈喜欢。这几年在文大国乐也带他们的乐团，所以我变成西乐、国乐两边都熟悉。当然对西乐的认识还是比国乐高，不敢讲自己有多理解，也是一直在学习当中。

Q：看到您最近换了造型，您介不介意谈孩子生病的事情？

A：是的，今年一月底发现孩子眼睛有点浮肿，看了两家诊所都说是过敏，但一周后发现眼皮上肿起一个形状。第二天去大医院，医生一看就说是肿瘤，让我很惊讶。第二天排核磁共振，接下来检查、开刀，切片……断定是恶性，前后也不过两周的时间。那时医生还不能判断是哪一种肿瘤，说了六种可能性，每一种都令人心惊。

检查结果是俗称眼癌的横纹肌肉瘤。接下来要做四十五周的化疗。每周一次，每三周要打一种副作用大的针剂，需要住院。除此之外，还要做放射线治疗。医生跟小朋友说会掉头发，我就告诉他，爸爸陪你，所以回家后我就带他到理发店说：「老板，来两颗光头！」

他一直很坚强乐观，但打血管的针很痛，而且小孩的血管不好打，连续几次治疗下来，他已经产生恐惧感。有次到了医院，他害怕地哭得口罩全是泪水，妈妈下楼去买新口罩，没想到他竟然慢慢整理好情绪，自己走进治疗室说：「护士阿姨，我准备好了。」

一直到现在都还很难接受，可是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对人生也有新的看法。在治疗室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治疗得没那么顺利的孩子，想想觉得已经很幸运。日后，我希望可以做多一点公益演出，无论是乐团或家庭，我只期待「做好事，也把自己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