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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书》在竹围工作室的发展,具体化了数位意象的呈现。(陈锦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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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一打开、故事掉出来

竹围工作室驻村艺术作品《阳光书》的跨文化版图

美国马布矿场剧团艺术总监Terry O’Reilly(中文名易光海),因缘际会来台进行台湾原住民祭仪研究,并将心得写成《阳光书》,首先在宝藏岩以读剧方式呈现,今年则移至竹围工作室进行三周的进展,多了数位意象的呈现、声音叙事与走位场景的具体化。这个计划值得注意的并非只有演出的形式与手法有多么创新或令人惊艳,更在于创作者的视野——异文化合作者从彼此找到新的观点,因而能对表演艺术与台湾的观众形成久远的影响,使得展演并非昙花一现的交会,而是历久弥新的养分。

美国马布矿场剧团艺术总监Terry O’Reilly(中文名易光海),因缘际会来台进行台湾原住民祭仪研究,并将心得写成《阳光书》,首先在宝藏岩以读剧方式呈现,今年则移至竹围工作室进行三周的进展,多了数位意象的呈现、声音叙事与走位场景的具体化。这个计划值得注意的并非只有演出的形式与手法有多么创新或令人惊艳,更在于创作者的视野——异文化合作者从彼此找到新的观点,因而能对表演艺术与台湾的观众形成久远的影响,使得展演并非昙花一现的交会,而是历久弥新的养分。

国际艺术家经由旅行,将驻村成果如同洒种般带到所经之处,使得在地艺术酝酿成全球化语言,彼此能沟通的语汇增多,能探索的人性也加深增广。这些互动让全球艺术形成的地球村更加密切,进而拓展彼此视野,对人类社群的文化增添更多色彩。在台湾,表演艺术展现的形式多元而丰富,连带也产生许多有力的艺评,为台湾的表演艺术留下历史。但相较而言,在诸多展演形式中,有关驻村艺术的报导与评论较受忽略,虽然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更无远弗届:让台湾不单成为国际艺术家挥洒与巡演的场域,更能对国际表演艺术的创作有所贡献。

从原住民祭仪出发  思考普世议题

《阳光书》的创作起源来自美国著名马布矿场剧团(Mabou Mines)艺术总监Terry O’Reilly,他给自己取了很诗意的中文名字「易光海」。身分兼具舞者、演员、作家、导演与艺术总监的他,二○一四年接受傅尔布莱特计划赞助,至台北艺术大学客座,同时进行台湾原住民祭仪研究,包括阿美族海祭、排湾族五年祭及赛夏族矮灵祭,并将田野调查的部分心得转化为文本,成为宝藏岩驻村艺术计划的内容。易光海注意到矮灵祭的赎罪意义,适用于伤痕累累的人类历史,因此他串连国际难民事件和岛内男性与女性的生命创伤,编织成将近八十分钟的作品。他以拼贴的文本对照生命的破碎,以个人的苦难呼应全球的创伤,以小碎片装载普世的大议题,思考人类的受难及出路。

先在宝藏岩以读剧方式呈现的《阳光书》,今年移至竹围工作室进行三周的发展,具体化了数位意象的呈现、声音叙事与走位场景。这个计划具有多重意义,值得注意的并非只有演出的形式与手法的创新,更在于创作者的视野——异文化合作者从彼此找到新的观点,因而能对表演艺术与台湾的观众形成久远的影响,使得演出并非昙花一现的交会,而成为历久弥新的养分。再者,《阳光书》的创作团队来自多元背景,交集出来的文化版图与艺术家「族谱」别具趣味,在艺术工作者身上具体看见「天涯若比邻」的事实,而经由与这些人接触所形成的网络,也不可小觑。

易光海所属的马布矿场剧团被美国资深戏剧学者Oscar G. Brockett与Robert Findley誉为后现代风格的代表剧团,与罗伯.威尔森、理查.福曼、Wooster Group等并列当代表演艺术界受瞩目人物及团体。创团成员包括菲利普.格拉斯、Lee Breuer、JoAnne Akalaitis等人,在世界剧场史留下掷地有声的作品,例如Red Horse Animation(1970)、the Gospel at Colonus(1983)、the Warrior Ant(1988)及八○年代末的《李尔王》等,这些作品通常涵盖跨文化与跨领域元素,即便已有四十年历史,今日看来依然前卫。而每位团员又各自精采,以纽约作为基地,至各地旅行创作,将马布矿场剧团民主式的合作方式、前卫与创新的理念带到世界各地,例如易光海的跨国计划即包括日本、中国、巴西,泰国、香港、台湾等地。

多国多样人员参与  形成观念与文化的互惠或冲击

《阳光书》国内的合作对象包括梵体剧场艺术总监吴文翠、旅法跨领域与声音艺术家丁丽萍、手作偶戏艺术家薛丽美,与许多年轻一代的视觉艺术家与音乐人。众人在自由的氛围中贡献所长,同时在接触不同对象时,无形之中也将身上的涵养与故事传递出去:包括宝藏岩与竹围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观众、年轻学子、不同部落,在过程中形成观念与文化的互惠或冲击,亦令人期待《阳光书》的最后面貌,将如何融合这些丰富的元素,令观众耳目一新。尤其驻村艺术在台湾已行之多年,台湾观众对于各种前卫艺术亦耳熟能详,因此如何能在百家争鸣的艺术界脱颖而出,独树一格,受到青睐,就有赖推陈出新的理念与包装,其中最为剧场人熟悉的一种方法就是「奇异化」(defamiliarize、make-strange、alienate,或译陌生化、疏离)——对众人熟知的文本找出不同凡响的新意,或是颠覆解构,以至于观众推翻之前的认知,因而产生新的洞见。例如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的《仲夏夜之梦》与日本导演蜷川幸雄的《哈姆雷特》,皆以新颖形式诠释莎剧而震撼艺术界。

「奇异化」手法可追溯至廿世纪初的德国导演布莱希特,因为观看京剧受到震撼,开始检视西方剧场的限度,将心得整理成系统化的美学与手法。虽然「奇异化」的手法早在俄国形式主义实践,不可否认布莱希特将之运用在剧场发扬光大的影响力,不仅改革了线性式的西方剧场,同时影响亚洲与世界表演艺术的革新,在碧娜.鲍许的舞蹈剧场、英国的DV8剧场、甚至是电影导演拉斯.冯.提尔等人的作品,都可见到布莱希特「奇异化」手法的传承。

奇异化观点  令人重新思索周遭文化

《阳光书》虽然仍在创造过程,却已崭露一些「奇异化」的观点,例如:以后现代拼贴手法呈现原住民祭仪的普世价值。虽说历年来,有不少表演艺术以原住民文化为题材,但企图点明普世意义的却并不多见。如同电影《赛德克巴莱》魏德圣将雾社事件从「原住民是抗日英雄」的叙事观点转化成深刻的哲学意涵,探讨人类的共同议题: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走过艰辛的考验,包括战争与殖民等令人痛苦的历史。这部电影亦呈现「奇异化」的观点与效果。首先,它颠覆历史课本对莫那鲁道与雾社事件的叙事观点、引起不同族群的认同或反对等众多声音。魏德圣也感慨:岛内具有多元文化,但不同族群之间的跨文化学习与合作仍有待加强。又如,甫落幕的《Maataw浮岛》引起诸多讨论,包括赵绮芳在内的学者也撰文呼吁观众要正视对原住民文化与创作的陌生。国内不同族群如何透过「奇异化」的观点互相学习,仍需要多方努力。

而导演来自异国的《阳光书》,以跨文化的角度呈现原住民祭仪对他的启示,作品的观点与手法将如何「奇异化」国人对原住民文化的认识,亦值得探讨。针对跨文化创作,丁丽萍说:文化虽有不同,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例如失落、失败、希望,这些将人连结起来,可以从人的基点出发,各种手法与素材可以纳入、可以交流,跨文化的作品不必然需要明显的文化符号。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奇异化」特点是易光海的工作态度。他透过两个驻村艺术计划耐心耕耘,仿佛逐页书写,将发生在阳光底下的故事一一收藏在书中,吴文翠表示:易光海一步步沉稳地深化复杂的想法、一点一点添加、从前年的读剧到今年的影像,有如耐心栽培一株植物,相对于大多数人希望创作时各种资源一次到位,这种做法是种异数。

艺术家不断突破自己,也对人类共同的最大作品——历史与人性,不断更新、赋予意义。与其对黑暗愤世嫉俗,编导易光海选择相信破碎与失败蕴藏奥秘与希望。《阳光书》虽尚未正式与观众见面,但已从创作者身上散发出人文胸怀,如剧名一般温煦耀眼。

一个独立的驻村艺术作品,能串联起更大的脉络?将剧场、跨领域创作、文化展演及历史等更宏观的文化版图,汇聚成多重的影响力?相信将于二○一七年将正式演出的《阳光书》,会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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