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式各样的音乐声响中，掘取创作的能量，是喜爱音乐的剧场导演符宏征重要的养分来源。对他来说，摇滚乐的批判与实验精神，让人可以听到更多更远的可能，「一首歌背后的意义，若能让每个人以各种角度去连结，作品也就变得比较意思。」像爱尔兰的U2、德国乐团 Einstürzende Neubauten（新建筑倒塌）、中国的崔健，他们「至今不灭的持续力，影响是可以很久远的。」
乐音声响会有什么可能，故事概念能有怎样的诠释，结构如何编写、元素如何掌握，符宏征从他喜欢的音乐里掘取能量，那股源自摇滚的创作精神：提问、批判、实验，于是作品也有了新的面貌。无论以运动竞赛比拟日常生活、演员们奋斗力搏的《战》或是近年入选台新艺术奖、结合装置拼贴声音与展演的《凯吉一岁》，话中显出脉络，桌上摊摆著他想谈论的摇滚音乐，也与他平时的导演工作连结在一起，成了养分。
摇滚的批判性 延伸音乐可能
生长在马来西亚，小时候看港剧、听香港流行歌曲，符宏征直言不满足：「情歌太多了，到后来就没办法听了。」于是他开始接触各种不同音乐，广泛的聆听、高度的兴趣，也让他在台湾读完戏剧研究所后，决定暂时离开剧场圈，到《PAR表演艺术》杂志当音乐编辑，「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还不够，想趁这个机会多接触不同类型的东西，传统与现代的古典乐、世界音乐、民族音乐，都是那时候深入的范畴。」
听得不少，也听了很久，「其实也不是都用那么专业的角度去听。听任何音乐，我主要还是听它的声音，歌词那些都是其次。譬如说，德国乐团 Einstürzende Neubauten（新建筑倒塌）当然都唱德文，听了却很喜欢，因为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精神，包含崔健也是，有种同属一脉的感觉。」符宏征接著解释，「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摇滚的精神，多多少少有种批判性，但是也像我们做艺术、做剧场一样，光有批判性是不行的，还要有艺术的技巧、回到艺术本身，音乐好不好听，也很重要。」
U2 是少数几个能在主流乐界获取极大成就的摇滚乐团，「他们一开始那些比较另类、具有革命性的东西，逐渐被广大乐迷接受，成了流行也持续发展到现在。」符宏征在 U2 的音乐里看见那种批判性，它并未随著乐团成功而消失，「他们的音乐当然是好听，每个人也能从中延伸出不同的主题。譬如〈With or Without You〉乍听是首情歌，却似乎反映出宗教信仰的概念，指向对上帝的祈求：『有祢或没有祢』。」歌的意象得以延伸，正如戏剧导演对文本的诠释与再造，或利用各种元素重塑故事，「一首歌背后的意义，若能让每个人以各种角度去连结，作品也就变得比较意思。」
实验精神 持续不断
他自己有一套赏乐逻辑，「或许不是很准确，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譬如以讯息量及音乐表情而言，拿莫札特与巴赫相比，前者算是语言较多、较庞大的，或许不专指乐声的嘈杂，「反而必须找到一种心境去欣赏他。」然而以改良金属与物件作乐器、利用各式工业噪音声响的德国乐团「新建筑倒塌」，乍听之下虽然真的是「吵」，却让符宏征听见许多惊喜，「他们用电钻啊、电锯啊或是会产生高频率声响的东西去玩，或是铁管子、塑胶桶子做成新乐器，从卅五年前就开始玩到现在，早期真的是一团混乱，后来才有一点音乐的旋律性质：有时候是简单的节奏反复堆叠，然后出现一种狂暴的感觉；或是像二○一四年的新专辑《挽歌》Lament那样，主题定在一次大战一百周年，里面啰哩吧嗦地讲了落落长一大串。」
惊喜之处在于，那些非一般的演奏乐器所发出的音频，为「新建筑倒塌」的歌曲带来了独特的「质感」，「重复的堆叠，这个概念大家都懂，但是他的器乐本身所呈现的质感，实在太不一样了！听他们的音乐，爽就爽在这里。我们都可以掌握通俗的元素，还可以怎么样创造不同的东西？我从里面看到很多种可能。」符宏征从大学开始听「新建筑倒塌」，担任音乐编辑时曾经参与一出舞作，制作团队要他自己找音乐来跳，于是竟自找麻烦地挑了这个工业摇滚的实验乐曲上台；在《战》这出戏的排练阶段，他也曾使用这个乐团后期的曲目当作背景，让演员发展肢体片段。
「以前我上导演课的时候，不太敢拿出来给学生听，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东西，到现在我也不太能说明，所以只能自己听自己爽。 他们的歌其实怎么样接收都可以，你可以放出来觉得很迷幻、你可以去听他的声响运用编排，甚至进入他的批判意识，或是去研究他歌词中的哲学思维，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符宏征说，看著这个乐团一路走来，「我觉得他们的实验精神一直都在，噪音的概念也不曾削减。音乐市场比起戏剧艺术，所接触的群众更为广大，能坚持不落俗套地一直这样做下去，不管主流音乐市场如何，在自己的领域成了佼佼者。相较于流行音乐常常强调一种氛围，他们回到最实际的乐器本身，用手上的乐器去诠释、从摇滚里面出来，去挖掘新的东西。」
坚持自己 不妥协的态度
然后他说起了崔健，「我很少去听演唱会，二○○七年贡寮海洋音乐季，因为崔健要来压轴，所以我杀过去，留到最后、待到半夜。」崔健的作品及他的创作生涯，与符宏征上述欣赏的乐团特点有许多相符之处，「譬如〈花房姑娘〉这首歌，到现在台湾歌手或中国的歌唱节目都在翻唱，把它当作情歌在唱，却唱不出他声音中那种迷人的沧桑。」一九八九年曾在天安门广场上蒙眼登台演唱的那首〈一块红布〉或是其他诸如〈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等歌，「你绝对可以做政治联想，连结到政局环境就很刺激了。崔健就有那种不妥协的“guts”，不管是做创作、做音乐人也好，骨子都有点摇滚精神，但是有没有胆识继续走下去就不一定了，像U2、新建筑倒塌与崔健这样至今不灭的持续力，影响是可以很久远的。」
这种胆识不只是他说的批判性，也包含不停实验、创新的态度，「崔健有一阵子尝试在歌曲里加入饶舌的元素，虽然唱得很快、口齿不清楚、销量也不好，整体编曲却依然不俗，一般的饶舌歌都没有他屌，也没有他玩得那么透彻。」从早期的摇滚乐到后来揉合其他风格的作品，崔健的嗓音不停变换，乐团的表演技巧也不断精进，「他们用声音与声响所产生的那股能量，会吸住你、让你掉入一个奇怪的空间。崔健的东西就像艺术电影，他可能在市场上不会当下就被大家接受，却可以走得更远，也有这个能耐往他要的方向走去。」符宏征最后转向了对自己创作的想法，「他们不需要因此调整路线，或许我也不需要为了什么，刻意调整我的路线，反而要像他们一样反求诸己，创造能够持续实验的坚毅心理。这样的精神影响我、也支持我，可以说他们将摇滚的那种实验精神，彻底的留存下来了。」
符宏征的最爱专辑
U2 的《约书亚树》
一九七六年成军、来自爱尔兰的摇滚乐团 U2 从发行第一张专辑《男孩》Boy后就固定巡回欧陆与美国。八○年代开始，他们逐渐从现场演唱会累积人气，在音乐创作方面也呈现各种风格：纪念北爱尔兰流血星期天的抗议歌曲〈Sunday Bloody Sunday〉收录在充满其他政治意念的《战争》War专辑中；其后的《难忘之火》The Unforgettable Fire则有著完全不同的实验概念。
一九八五年集结了世界巨星的「拯救生命」（Live Aid）慈善演唱会，U2的现场演出在全球播送，成为乐团迈向国际的转捩点。当时 U2 一年平均有五个月在美国巡回，让主唱波诺（Bono）得以深刻体认当地社会现况，于是企图以美国及更贴近在地的民谣摇滚与蓝调音乐作为主要方向，并修正前作的实验气氛，朝向更直接的表现方式。《约书亚树》The Joshua Tree为他们赢得了葛莱美年度最佳专辑奖项，也创下 U2 的专辑销售记录，两首单曲〈With or Without You〉及〈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成了脍炙人口的流行情歌。
符宏征说，「U2的音乐让我感觉到一种神秘感，这是别的乐团所没有的。他很迷人、又不同于一般的摇滚乐，在他们的歌曲里那种神秘的氛围，似乎指向某种坚毅的精神后盾，用歌曲去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U2可以在乐坛走了那么久，或许有部分的原因是这股精神的支撑。」(陈茂康)
崔健的《红旗下的蛋》
一九九四年《红旗下的蛋》发行一个月就遭中国当局下架，十年后才得以重新再版，名称已十足指涉，歌词更直接挑明：「我背后骂著你／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出自〈宽容〉一曲）这张专辑里，崔健运用饶舌唱法，搭配刘元的萨克斯风，也加上了传统吹奏及打击乐器，譬如〈飞了〉一曲恍如放克音乐般欢闹，他独特的嗓音在快速的唱念中，亦如爵士歌手以口作乐器，成为了另一种不同于歌声旋律的声响。
十年后这张专辑重新在中国出版，二○一五年，崔健加入歌唱比赛节目「中国之星」，并于索尼音乐旗下推出他的新专辑《光冻》，戴著红星帽的摇滚大叔不改北方汉子的本色，嘴里叨念著摇滚乐、对台上不论专业歌手或业余参赛者一一开砲。中国网民有人称赞他始终如一的真情本色，也有人说他尽管诚实，却早已无法如过去那般为时代发声，甚至指出他的成名靠的是八○年代对政治的反抗，「今天已经不是那样的环境了」。前年，崔健曾受邀参演央视春晚，却在演出前因官方要求换下〈一无所有〉改唱〈花房姑娘〉而拒绝妥协、不愿上台，他的经纪人霸气地说：「崔健的歌迷遍及全世界，他的舞台远比央视春晚更大。」 或许光凭这句话，中国摇滚之父的地位还将屹立不摇。(陈茂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