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在哪个时代的电视灵异节目，或现在的「关键时刻」或「新闻龙卷风」之类的谈话节目，听闻过鼎鼎大名的「红衣小女孩」，去年这个台湾知名的灵异传说被搬上银幕，在已经很久没有生产恐怖片的台湾影坛造成影迷的热烈讨论。不同于欧美的僵尸或吸血鬼，也异于港泰的幽魂冤鬼，这属于台湾的乡野传说，怎么引发属于台湾人特有的恐惧？监制曾瀚贤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的执念」……
十八年前，当那群友人在山间行进的影片于电视萤幕上播放时，无论你是躬逢灵异谈话节目盛景的六、七年级生，或是早耳闻地方流传「山里有人请吃饭」此类说法的社会人士，即便是尚且年幼、才刚出生的婴孩，如今也已成了将届弱冠的年轻人。从那时候开始，这影片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虽还称不上荣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但这传说之源，在不少人心中就此萌芽。
画面中那些人一个接著一个走近，前后维持著大约相等的距离，向镜头挥手或只是腼腆一笑，终于你看见了队伍的尽头，也看见了走在最后面的人。在此之前，你或许早已习惯〈玫瑰之夜鬼话连篇〉里那些模糊暧昧的灵异照片，也听过棚内的摄影老师，煞有其事地说些光影折射、重复曝光等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术语。动态的灵异影片，或许还是第一次看见，这队伍像是一点一点堆叠著期待，当走在最后的那人现身时，你知道就是他了。
不太确定他是男是女，上下一套的红色休闲衣裤与他的身形相比，显得有些稚气。也说不出年龄，只看见画素粗糙的影片中，他的脸像是抹著一层湛蓝的影，阴郁带些狰狞毫无血色人气，绝非仅是个跟在队伍后头心情不佳的小朋友。画面于是停格在这里，你无法比对前面每个人走过这小坡道时，脸上是否同样有著一抹阴影，专家会为各位观众分析厘清、记者会按流言耳语追访真相，还会告诉你拍摄影带或出现其中的人后来变得如何，甚至警告观看过久可能影响个人磁场。这是红衣小女孩的初登场，就真的只是一个亮相而已，如此具体的形象，在此之后与其他乡野传说连结在一起，也出现了许多强加其身的法力幻术、张冠李戴的背景故事。他仿佛没有真的做些什么，却也不曾离开舞台，那个被定格的身影就站在那儿，在脑海浮沉。
依据真实，累积台湾经验
《红衣小女孩》试著重现了当时的画面，按照电影中的形貌设定，那个走在最后的人也成了衣衫褴褛、名符其实的「小女孩」了。但我们仍会因此记起现实影片中，那位个头较大的「女孩」及他的阴沉面容。依据真事杜撰而出的故事与真人实事相互重叠，这是《红衣小女孩》制作团队的企图，当然也是它成为近十年最卖座台湾鬼片的原因之一。瀚草影视监制曾瀚贤提起当初发想的原委，「从产业层面来看，二○一四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其实不好，相对来说呈现低迷。电影不太像其他艺术作品，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在某种程度必须反映市场的状态。」他们找了些题材、做了不少分析，大环境不好、手头资源有限，「或许唯一能做的是诉诸观众的情感，譬如喜剧笑一笑可以释放压力，恐怖片也是一种方式。」
在此之前，编剧简士耕早已写成《红衣小女孩》的最初版本，瀚草影视也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编修了一段时间，「到二○一五年时机成熟了，就投入拍摄。我们决定要做《红衣小女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年的那个家庭录影带，它引发了很多后续效应。恐怖片其实来自于社会的集体恐惧，所以希望从这个方向出发，以《红衣小女孩》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害怕些什么，试试看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拍一个恐怖片。」曾瀚贤说，「它诉诸情感，也符合商业操作的需求，创作上也能反应社会压抑的现况，于是决定以此为题。」
这个决定让他们顺利募集了资金，由于类型电影的成本不用太高、输出国外市场较具优势，整个企划其实从一开始就野心勃勃，他们预计以此题材做成三部曲电影，如此企图也是因环境而生，「台湾已经很久没有自制的恐怖片了，我们没有know-how，只好找国外的案例来学习。这种事情需要累积，制作的能量也需要累积，让这部分的经验能提升。可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自然吸引到一些比较好的团队，有了比较好的愿景，也因此让大家愿意投入更多心血，不仅是聚在一起拍一部片而已。」曾瀚贤也从监制的角度分析，「以我们的观察，希望台湾能有多一点类型电影作品，而且要持续拍，要有一定的产量，才有办法往外走。」
《红衣小女孩》第一集的成功，或许真的带动了台湾类型电影的复苏之兆，曾瀚贤也知道今年可能会出现不少与之抗衡的鬼片制作。然而这群电影专业人士，最初面对恐怖片的挑战也委实下了不少功夫，他们知道此类表演、语言公式、技术层面都有些不同，即使有许多国外的范本经验，「该如何转化成台湾的本土恐怖片，也需要拿捏。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没有实际的案例，反而也没有什么对错，就以我们自己的方法出发。」曾瀚贤举例，在表演的部分，有赖指导老师洪绮阳事前给予演员的训练与试验，「一般剧情片的表演老师是在揣摩剧中人物的情感、特殊的经历，以建构角色。恐怖片不一定完全如此，反而需要挖掘开发一些方式，如何能从你的表演，将那种恐惧或是比较感官的东西可以立即传达。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不太一样，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就请老师来协助，做一些著重在这方面的表演练习。」话虽如此，但鬼片究竟该如何演，连老师自己也必须从工作过程中去研究可行的表现方式，「她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画面，就想办法在镜头前实际尝试不同的感觉，边做边看这样的效果能否达到需求。」
「红衣小女孩」作为电影主要意象，她的背景设定、身体形塑与实际样貌如何呈现，制作团队也是煞费苦心，「我们定义她是比较像『妖』的东西，所以在肢体上必须有些异于人的表现方式。」于是他们向软骨功老师讨教，特别为小女孩演员做肢体训练，更搭配动态捕捉技术，以展现红衣小女孩在山林场域现身时威力大增、形态诡谲的一面。除此之外，儿童演员的工作时间也有其限制、必须妥善安排，只好一次找来三个真女孩饰演，成了传说里幻化无常、变化多端的童颜鬼魅。
新编传说，体现社会恐慌
真实事件的改写作品，如水载舟亦可能覆舟，以此为宣传能吸引拥有共同回忆的大众，也会因诠释内容不同而出现理解上的差异。红衣小女孩的真面目众说纷纭，即使定义为「魔神仔」也如《魔神仔的人类学想像》一书所区分，具广义与狭义的说法、无具体时地的传说与有实际遭遇的经验故事等极大不同。电影《红衣小女孩》从上述种种出发，却也试图摆脱许多庞杂的背景，说出新的故事。
小时候玩鬼抓人，现在玩脸书，《红衣小女孩》的英文片名“Tag-along”呼应著故事前段所能理解的线索，就是不停的“tag”，一人标示一人，牵连彼此、拖人下水，红衣小女孩就这么阴魂不散地尾随威逼、愈发壮大。依附、跟随的意念，其实与一般传闻中魔神仔的带领、捉弄有不同的意义，然而这个“tag”却是电影所创造的新方向，是他们赋予这个传说的崭新意义。
「我们扣在一个主题：人的执念。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你的执念会影响到你的状态。」曾瀚贤解释这个概念的转换，「魔神仔会捉弄你、带你到别的地方，譬如说老人失踪，回来说有人请他去吃东西，其实都是些泥土、蚯蚓。假设今天不以玄怪的角度去看，用科学该如何解释，这些故事多发生在老人小孩身上，或许他们精神上相对成年人比较不稳定，或许在山中迷路失温加上饥饿才有了幻觉。」他们会出现怎么样的幻觉？被带到哪个世界？会看见什么？试著这个角度切入发展，「其实那个世界的样貌，跟你的执念有关，是你自身的投射。把幻觉、执念这样的元素加进来，再回过头来处理角色。观众需要对角色有认同，可以将自己带入其中，于是我们试著透过角色，去体现社会的某些恐惧。」
片中许玮宁的角色即因过去的决定，埋下对现在、未来裹足不前的远虑，那是已深藏内化的伤痕，「把这个设定放在角色身上，她的恐惧是有来源的，所以不光是面对鬼，她也必须面对自己，更多的是她的心魔所造成的恐惧。」电影中有一刻，她醒转看见自己置身男友黄河曾殷切期盼的美好生活中，却也是她曾一再否决的未来规划，人的希望与恪守的坚持，心之所向与魔之所在，似乎正如她眼前的幻境般亦假亦真。
「社会的氛围造就了恐怖的传说，我们要讲的就是去找到那个东西，」曾瀚贤顺著话头，忍俊不住地接上了圣严法师之语，「面对它、解决它、处理它、放下它，一切都有根源。」角色对下一个阶段的恐惧，譬如买房、怀孕等年轻一代在社会现况中的日常议题，也反映了他说的社会集体恐惧，「这种焦虑的结果，成了一部恐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