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广东舞蹈学校校长的杨美琦，其实可以乖乖从事编舞的工作，但是她却觉得有更重要的事必须进行，那就是鼓吹现代舞。文革之后虽然拨乱反正，不过现代舞的自由思想与意识型态仍非政府所期许。
去年十二月九日，广东省现代舞团实验剧场的舞台上，光环舞集正演出招牌的婴儿油舞码《奥林匹克》；此时，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女性，紧张地接待著刚入会场的大陆文化厅副厅长，不断在他耳旁解释舞码的内容，直到副厅长看完演出，满意地离去，她才如释重负地说：「因为这支舞码的衣料较少，我必须先对他说明一番，以免有不当联想。」
这位女性，就是广东现代实验舞蹈团团长杨美琦。
脑内革命二十年
像这样的「脑内革命」工作，杨美琦早已不是第一次做了！学民族舞出身的她，在一九八六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基金赞助，前往西方考察舞蹈发展现况，并参与国际编导班。这段期间，她深刻体会到现代舞「表现思想，而非竞技」的艺术精神，也发现中国大陆在现代舞方面的贫乏与落后。
返国之后，身为广东舞蹈学校校长的杨美琦，其实可以乖乖从事编舞的工作，但是她却觉得有更重要的事必须进行，那就是鼓吹现代舞。但是，中国百姓已习惯于五千年来的丰富文化，加上长久以来封关锁国的左倾政策，对西方文化始终抱著批判的态度。古典艺术还好，强调个人独立性的现代艺术，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是腐败与颓废的代表，也是社会主义体制所不能见容的。文革之后虽然拨乱反正，不过现代舞的自由思想与意识型态仍非政府所期许，毕竟，意见太多总不是好事。
聪明的杨美琦当然明白整个大环境其实并不利于推动现代舞，然而这又是刻不容缓的事，于是她设法与社会各阶层建立关系，寻求经济、政府、舆论各方面的协助，想办法来达到目的。「妳必须懂得保护自己，有时得像只缩头乌龟，但又能适时『放炮』，然后装作没事一样！」杨美琦笑道，「单打独斗没保障，若能得到国家支持，才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广东是最早改革开放交流的省分，虽然如此，舞团还是有制约的，必须在兼顾国情之下，达到舞团开放自由的目的。」杨美琦说。
这项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在过去的社会主义政策下，艺术一向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现代舞则不同，它注重思想内涵，可以是社会、人性的探讨，也可以是作者的心灵反映。这种自由创作精神却不一定随著政治起舞，甚至突破许多过去的审美习惯，观众未必能在作品中看到以往优美、积极、欢欣、艳丽的熟悉影像，这使得官方产生种种疑虑。而破除这些疑虑，也就成了杨美琦的一大任务。
对官员进行「脑内革命」，如此过了十数载光阴。难怪文化厅副厅长见了杨美琦都忍不住笑著说：「我都快变成现代舞硏究生啰！」
其实杨美琦也很能体谅官员的处境，虽然大陆已改革开放，但也仅限于经济层面，文化意识型态是绝不可能开放的，所以政府的心态也仅止于「允许」，而非「支持」，这也是为何舞团成立至今，大陆至今未还出现第二个现代舞团的缘故。
悍卫一片净土
虽然杨美琦不断张开自己的羽翼，为舞团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但现实的影响仍然存在。
中国大陆在经济开放后，拜金主义也像毒气一样散播开来，许多国家舞团的舞者为了赚更多的钱，还兼差担任伴舞工作，而杨美琦则严格禁止团员兼差。她认为舞者一旦伴舞，艺术生命就完了，所以她说什么也要保护这一批人，悍卫这一片现代舞的净土。
「我的舞者们无论是技巧、思想都很优秀，但遗憾的是发展空间太小。」杨美琦说，「不走流行，又属于小众艺术的纯现代舞，在国家现在还是政治领导艺术的情况，舞者们处于各种矛盾之中，所以他们会想出国去体验更多东西。」去年，一位优秀的男舞者邢亮留给杨美琦一封信，决定离开舞团，出国寻找另一片天空，令杨美琦心痛不已，但是心痛之余，她心里也明白──会飞的鸟儿是关不住的。
为此，官员们也常责怪杨美琦留不住人，但杨美琦并不颓丧，反而认为这是对的，而且应该要这个样子。舞团培养的人才到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当有一天他们回馈时，就是中国现代舞的福气了。
杨美琦羡慕台湾现代舞发展得早，又有自由环境的配合，才有今日百花争鸣的好景，对于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现代舞志业，杨美琦像个走钢索的人，必须在有限的道路上不断维持平衡。她虽不改其积极的态度，但也难免感叹地说：「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未知数，我不愿怪罪历史和社会，只是深感一切开始得晚了。」
文字｜卢家珍 新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