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化局花大钱租下装修要供表演团体使用、物美价廉的排练中心，出租率只有50%；中央每年拨款廿亿人民币要扶植创作与人才的「国家艺术基金」，80%以上的项目都是由全国各地国有院团拿下。因为申请条件的严苛限制，让民间团体难以跨越门槛，资源看似丰沛，却是看得到吃不到，而只有随著政治主旋律起舞才能拿到补助，正是文化政策的目的。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拥有十九个五十至一百一十坪米（约十七到卅七坪），每天十二小时租金为两百到五百人民币，配备齐全、空间敞亮排练厅的「北京剧目排练中心」在七七文创园区揭牌营运。按正常逻辑想像，这个全中国唯一一个如此物美价廉的排练中心，可以让北京表演团体租不到、租不起排练厅的情况大大地缓解。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排练中心的出租率却不到50%！两个门槛阻绝了大部分民间剧团的租用，一是必须是立案的表演团体才能申请，而立案的唯一形式就是在工商局申请成立公司；二是排练的剧本必须事先经过审批（又是审批，连排练时即兴创作的自由也没了）。北京市文化局以年租金六七百万人民币租下这栋楼，又花了四百多万改建，重金投入种出了苹果，便宜了民营化的国有院团和相对而言并不缺乏资源的民间公司，真正有需要的表演团体却看得到吃不著。
政府掌握资源 艺术成了工具
同样的，二○一三年十二月由中央财政拨款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CNAF）也是一个好例子，在「面向社会、公开透明、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工作原则下，每年拨款廿亿人民币，作为「艺术的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征集收藏、人才培养」项目的资助。但是从二○一四与二○一五年度核定的资助名单中却发现，80%以上的项目都是由全国各地国有院团所提出的，剩下的20%所谓民间单位则多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一般我们知道活跃在小剧场或真正在认真创作或制作的个人或工作室，连申请资格都没有，除非挂靠到国有院团或那些大公司。
乳酪到底应该给谁？这在民主社会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是给那些有创作动能的艺术家，让艺术的发展能够保持持续的生命力。然而，世界分成两大块，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特殊的制度造就了特殊的现况。国有院团虽然在二○一二年「被完成」转企改制，但这几年的运行证明这条道路的出发点对了，结果却错了，因为根本没有面对市场的本事，而且整个国家的文化走向还得靠著这些院团创作出的主旋律作品铺天盖地、无远弗届地传播在辽阔的土地上。国有院团披上民营公司的外衣，仍然得接受政治任务，做很多与市场无关的作品。就像二○一五年是反法西斯战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电视上与此主题相关的连续剧比比皆是，简直到了疲劳轰炸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只有做这些才拿得到国家的资源，而且审批容易过关。
说到底，在政府掌握了绝大部分资源的现实下，艺术很容易就成了工具，尤其在中国日趋保守的文化政策下，艺术创作空间不断地被压缩，真心想创作者只能走入地下，只能成为愤青，只能在作品中愤世嫉俗一番。然而，虽然多了这么多资源，制作环境也不见改善，因为除了既得利益者与愤青之外，这社会看得清事实的人还真不多，真正能改善环境的那些基础工作终究乏人问津。
意识形态主导 创作难能自由
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和北京市文化局筹建剧目排练中心，可以证明官方单位是花得起也愿意花大资源来改善这个环境的，但主事者往往摒弃专业的思考，偏执于意识形态，使得立意颇佳的政策收效极为有限。抑制自由创作的空间，压制民间力量的兴起，或许正是中国文化政策的终极目标，因为如此一来，文化的走向甚至审美的标准才能在掌控之中。
到底谁拿走了乳酪？国家艺术基金和北京剧目排练中心的状况，恰恰突显了中国在资源丰盛无虞的外表下恶劣的创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