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弗尔克．洛胥曾说：「艺术要是与外面我所生活的世界互不相干的话，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他勇于用激进方式表达观点，他的戏总是政治思想明确，具有强大的政治煽动力。他运用歌队来担任社会弱势的代言人，并且针对不同的题材找不同的弱势族群来参与，透过广度的民意调查，将记录整理后作为歌队文本，编入所选的剧本中。歌队的运用，使戏剧与现实之间有了强烈互动，也让文学剧本衔接到当下的时代脉动。
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沃尔姆斯城（Worms，尼布龙根神话的所在地），在乌拉圭长大，回德国受演员科班教育的弗尔克．洛胥（Volker Lösch），是目前德国剧坛最劲爆，也最受争议的导演。一九九五年开始导戏，曾在斯图加特剧院担任驻院导演长达八年，二○○九年受邀柏林戏剧盛会，二○一三年荣获萨克森自由州的莱辛奖，目前以客席导演身分游走于柏林、汉堡、莱比锡、德勒斯登与杜塞朵夫等各大戏剧重镇之间。
当其他导演与剧团做纪录戏剧都尽量规避明确的政治立场，以免遭受非议时，洛胥却不屑于当缩头乌龟，勇于用激进方式表达观点，他的戏总是政治思想明确，具有强大的政治煽动力，十分符合德国剧作家彼德．怀斯（Peter Weiss）对纪录剧场的定义，从政治作用这点看来，洛胥可说是掌握德国纪录剧场精神的真正传人。也因此，他的戏频频招惹是非，登上新闻头条。媒体的议论风波，吸引更多人进剧院一睹为快，不啻是最佳的免费广告。
反映社会现实 歌队是最佳代言人
洛胥曾说：「艺术要是与外面我所生活的世界互不相干的话，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他认为，戏剧创作者将自己封锁在艺术天地中，整天讨论的尽是美学，自己玩得开心，却完全无视于剧场以外的世界早已陷入动荡不安。无法反映人民的感受、与民众的现实生活脱节，是他对当代德国戏剧的批评。这也是他为何转而用到现场实地调查民情与采访记录的方式，将最新的政治社会脉动、与民众切身相关的问题反映到舞台上。
不仅如此，对他而言，剧场不只是思想启蒙的教育场所，更是让民众畅所欲言、抒发伤痛、愤怒，甚至允许暴动的自由空间。但是，教育人民与诉诸草根的民粹主义，是两个互不搭嘎的政治走向，前者是上对下的掌控，后者是下对上的政治诉求，如何才能把两者串联起来？有谋略的洛胥运用了一个独特手法——歌队，作为现代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他的歌队所代表的群体身分，每次都随题材需求而不同，有失业者、前科犯、妓女、移民者，甚至极右派，都是隐藏在社会黑暗角落的群体。为了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洛胥针对所选的族群作广度的民意调查，将记录文字整理筛选后作为歌队文本，编入所选用的文学剧本中。而且，洛胥每次所选的剧本全是戏剧史上的经典，透过穿插歌队，将属于菁英文化的文学剧本与代表草根的当代语言，交织在一起。在演出上亦是齐头并进，一方面延续传统用职业演员演剧中人物，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中延请所针对的群众对象，组成歌队，加以朗诵训练。
尽管，歌队作为代表集体声音的舞台形式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洛胥所承继的，却是已逝当代德国戏剧大师安纳尔．施列夫（Einar Schleef）的手法。二○○三年他首次尝试用歌队演出时，便是延请曾为施列夫歌队成员的Bernd Freytag指导训练。与施列夫一样，洛胥的歌队并不唱歌，而是在没有配乐或其他多媒体的干扰下，用抑扬顿挫的朗诵方式，抒发所代表的群众意见、控诉社会的不公。更刻意舍弃麦克风，使歌队的声音保有草根性的原始粗犷，让人直接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歌队朗诵内容引发争议 反让他声名大噪
让歌队成为洛胥作品注册商标的转折点，是在二○○四年他导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Gerhardt Hauptmann）的经典社会剧《织工》Die Weber。剧情讲述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织工被剥削到难以维生，而起义反抗的故事，代表无产阶级的织工，到洛胥手中成了由卅三位德勒斯登演出剧院当地领「哈茨四号」（注）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组成的歌队。洛胥与他的戏剧顾问，在多方寻访当地民众的政治看法与对未来的愿景后，根据采访记录为歌队编写台词，让这群「货真价实」的失业者，以火气十足的语调，整齐划一大声诵出他们的恐惧、对未来前景渺茫的无力感。那累积已久的愤怒，形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声势，像颗炸弹爆了开来！
此剧一出，随即被《图片报》（Bild-Zeitung，主要读者是知识水准不高的中下阶级）「誉」为当年度最大的丑闻。媒体震惊的，倒不是在富裕进步的德国，底层人民居然会有愤怨与绝望的心声，而是因为剧院一连吃上两场官司，而且控告者还大有来头，一是政治脱口秀女主持人克里斯丁．安森小姐，因歌队中有一段：「如果可以的话，我第一个想要一枪打死的人，是克里斯丁安森小姐。」因此控告剧院人身攻击。二是剧作家的后人，以插入歌队台词扭曲原作，是对著作智慧财产权的侵权行为而控告。
几番波折后，柏林最高法院驳回地方法院禁演的判决，洛胥的《织工》原版得以重现江湖，随即受《德国舞台》Deutsche Bühne杂志封为年度最佳舞台剧。打赢了这两场仗，洛胥声名大噪，成了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自此，歌队成了洛胥所向披靡的武器，他也更大胆放手琢磨与开发其表现形式。二○○八年在汉堡导《马哈，我们的革命变成什么样了？》Marat, Was ist aus unser Revolution geworden，再度挑起巨大争议。这次洛胥把矛头指向有钱人，由当地长期失业者所组成的歌队，大声念出廿八位住在汉堡，德国百万富翁的名字与其坐拥资产的惊人数字，控诉贫富差距的悬殊，提出财富重分配的政治诉求。四位「黑名单」上的富人马上提出抗议，要求除名。甚至有一位威胁剧院，若不禁演此剧就撤回赞助。消息一出，让拒绝向「恶势力」低头的剧院与导演，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一时间，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成了汉堡全城市民热烈讨论的话题。对洛胥而言，像这样能煽动人民去正视社会问题，鼓动矛盾阶级之间重新交涉谈判，才称得上是一出成功的戏。
让社会弱势发声 戏剧与现时强烈互动
洛胥诉求的都是所在剧院当地居民最关切的政治社会课题：官商勾结的工程弊案，社会福利与健康保险的渐次缩水、长期失业问题（尤其是前东德的自治州）、退休养老金不足以给予基本生活保障，贫富悬殊日益恶化，伴随难民潮而来的恐惧、仇外情绪，新纳粹的种族歧视与恐怖活动等等，都是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隐形炸弹。显然，洛胥为社会弱势团体杀出一条发声管道，成功地把社会隐形炸弹，提前在剧院引爆，让纪录剧场成为民主自由的谈判平台。不仅如此，歌队还起了桥梁作用，跨越了剧场与外面真实社会的鸿沟，使戏剧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了强烈的互动，也让文学剧本衔接到当下的时代脉动，跨越时空的阻隔，经典剧本更能日久弥新。洛胥的传承与创新，使古希腊歌队成为现代「愤怒公民」（Wutbürger）的代言人，为政治剧场打开新的局面，而名垂德国戏剧史。
注：“Hartz IV”即哈茨四号方案，是德国最低额、仅足以糊口的社会补助，由彼得．哈茨于2005年提出后，使长期失业人口掉入社会最底层，成功开拓低薪就业市场，失业率迅速调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目前德国有六百万的成人与儿童依此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