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都对创作充满好奇，这个好奇的程度大过作品要如何地被完整呈现，所以一个个非正式的呈现就像创作者的实验发表一样，简单、纯粹，没有灯光，没有门票。现在回想起来，到底以前都有些什么作品被呈现已经不太记得，但印象最深的是那表演区与观众的距离。由于小，每一寸空间都要被斤斤计较；也由于近，所有的细节都无法躲藏。
试想在八○年代初当电脑是巨大又稀奇的时代，手机从没听闻过，打字还是用会哒哒作响的传统打字机，票券要自己印，然后要全部铺满在地上一张张用手写座位数字的年代，台湾各处所见，除了镜框式舞台外，就是演讲厅，从没有看过什么小小的黑盒子剧场。观众和演出者的地理关系就像天界和人间的区隔一般，没有什么抬头对看、平起平坐的地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剧场空间理解？现在常常在剧场出没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体会当时的景况，资深的要不就早已忘了那时有的新鲜感。
一个鼓励冒险的场域
皇冠小剧场就这样不打搅任何外界环境地悄悄在市中心的大搂地下室诞生，没什么伟大的宣言，或光鲜亮丽的出场仪式。主持人平珩当年是年轻的台湾艺文界新鲜人，她和同期一起留美归来的罗曼菲和陶馥兰有了一个他们可以发梦的根据地。一个没有前例的场域，以及没有明确限制的空间是多么好玩又令人兴奋的事。过去她们有的只是在纽约进出小剧场的经验罢了，而今却有了自己可以经营发展的空间。我记得当初平珩有著最开放的态度，虽然地下室的挑高不是很够，但小剧场的精神不就是要在有限里创造无限的吗？所以只要有人告诉她想做什么，她几乎没有说过不可以的。
当我在一九八七年回台湾时，平珩好像已经清楚这个阶段的皇冠小剧场要做些什么事了。而我当时一回来满腔热血没停地想要继续创作，这下子我们两头的想法一拍即合，她邀我每个月都可以在皇冠小剧场做很不正式的新作发表，有时数个月还可以来个阶段性呈现，让观众追随创作发展的脚步。那时我们都对创作充满好奇，这个好奇的程度大过作品要如何地被完整呈现，所以一个个非正式的呈现就像创作者的实验发表一样，简单、纯粹，没有灯光，没有门票。现在回想起来，到底以前都有些什么作品被呈现已经不太记得，但印象最深的是那表演区与观众的距离。由于小，每一寸空间都要被斤斤计较；也由于近，所有的细节都无法躲藏。
小剧场本来就是一个鼓励冒险的场域，不论在形式、观念或议题上，都可以尽其挑战。创作者、表演者与观者一起审视创作的成果，于是我们开始了很多面对观众的讨论。依稀记得一些精采的讨论，当然也是记不得确切讨论的内容，只是记得文青观众踊跃发言，但彼此并不同意对方的看法，于是文青观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身为创作者的我只是端坐在舞台前缘像在观看乒乓球赛般地左右转动我的视线。
「皇冠工厂」出品
一个剧场空间除了有自己本身的现实条件限制外，如大小、设备等，它就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人来前静静暗暗地等待，每一次的进场都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个新生以一个自己的方式灯火辉煌一番，然后卷起铺盖退场，还给剧场再一次静静暗暗地等待。我曾经无比著迷这种过程，希望就直接住在剧场里，和空间一起经历那如世代交替般的轮回。
那个阶段的皇冠小剧场就像一个工厂一样，做的是制造业。我们那时事情没那么多，在皇冠小剧场出没频繁，要不是上课，就是排练，再不然就是呈现。中正文化中心（编按：今国家两厅院）在一九八七年开幕运作，它的实验剧场加入了小剧场行列，让小剧场的概念更加铮铮有词。于是我们在皇冠工厂制造的成品就往外头送，以我为例，我就把成品放到南海路艺术馆、或是国家剧院实验剧场。直到一九八九年平珩看到这些不断在皇冠小剧场汇聚的舞者，于是成立了「舞蹈空间」舞团成为驻馆团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