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当「政治归政治，XX归XX」的主张，成为不只是笑话的「苓膏龟苓膏」；当「必／避谈政治」在壁垒分明的政局里，成为不只是诡谲的现象；当我们在选战激情之后，意识到民主不只是选举与投票而已……政治，其实离日常生活的距离贴得很近。这到底是政治局势的转变？民主意识的提升？

在取材自日本三一一福岛核灾（2011）的《日常之歌》（2015）后，睽违五年，编剧陈建成、导演汤京哲再次潜入真实事件与社会议题，《在世纪末不可能发生的事》于举办总统与立法委员大选的今年推出。将时间回溯到二○○○年的世纪末，也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从一对论及婚嫁的男女、两个背景迥异的家庭、两段成长断裂或承接的世代，藉日常生活看似无关痛痒却又一触即发的枝微末节，描绘出数十年来台湾的当代图景。

编剧陈建成　试／誓写剧本里的当代台湾

编剧陈建成最早被认识的作品，是《新天使》（二○一一年由南风剧团制作，曾以《清洗》为名获台湾文学奖，并作为硕士毕业作品）。其以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事件，去讨论传染病爆发的非常情境下的伦理困境、身分与污名等问题，源于他在学院教育里的体会——我们很少读到台湾的剧本，而「台湾的新剧本在哪」既成为他的疑问，也化作初衷。

他后来的剧本多取材真实事件，纵然不一定来自台湾，如《日常之歌》是日本核灾，《解》则写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但陈建成清楚意识到：他的故事发想于日本，情境却回到台湾。他认为，《解》处理的是随机杀人犯的动机，涉及到的「网路」（霸凌、成瘾等），与台湾当代情境相符；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在日本核灾后，「反核」才逐渐成为主流论述，于是在此语境下写成的《日常之歌》就不限于日本。

陈建成的剧本语言刻意用日常生活的场景与对话加以塑造，特别是在《日常之歌》，无灾难片的样貌，而是幸存下来的人如何在失序里找寻支撑往后日常的条件。这样的书写脉络，延续到《在世纪末不可能发生的事》所欲描绘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政治与日常间的距离不断拉扯，无论说与不说、知与不知；如该剧戏剧顾问詹慧君所说，「感受政治的危险性」其实是深植于我们身体里的机制。

重建也重省　我们从何得知／不得而知的真相

编剧开始构思这个剧本的二○一四年，陆续发生太阳花学运、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整个台湾社会似乎被某种潜藏已久的躁动「炸开」。随后发生的反课纲、再次政党轮替等，陈建成所理解到的是：我们对政治开始从「冷感」变成「政治化」，而反课纲领头的高中生，似乎证明著民主运动的年轻化；同时，所谓的「天然独」又从何而来？

他开始寻找动机。其中，便是我们怎么去讨论与思考「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对陈建成而言，二○一六年民进党二次执政后启动的转型正义，是「被延迟的」；因此，他将《在世纪末不可能发生的事》的时间点拉回二○○○年的首次政党轮替，开启他对历史诠释的质疑、对真相的审视。

有别于近期绽放的白色恐怖相关创作，陈建成在剧本里写了个患有精神病的父亲／黄父／女方家长——原型来自一九六○年代的「统中会案」，由于政治受难者在狱中罹患精神分裂症，语无伦次、行为异常，导致他们的口述历史并不会被接受（于是，历史书写不也是被选择的？），成为不曾但可能存在的事实。这些恍如平行时空的说法，出现在剧本里另一条叙事线——以苏父／男方家长是当年审判黄父的法官，陈述加害者／司法制度。在此，加害者的正常对话与受害者的错乱言语，甚至是旁观者、受难家属、不知情者的各自表述，谁说的才是「真相」？又有谁有「资格」能说？

因此，《在世纪末不可能发生的事》是通过这六个角色的布署，以「他们」与「白色恐怖」间的不同距离，让观众（甚至是创作者自身）找到其间的位置，关于无从得知的真相。

虚构贴合真实　打开想像的维度

《在世纪末不可能发生的事》的做法是，把史实进行切片，然后重组于虚构情节间，并不追求真实事件的「戏剧化」。从二○一七年完成，到即将演出，创剧团所做的是在原本稳固的结构里，增添更多的细节，包含人物的动机、场次间的连结等，然后去摩擦细节间的灵光。

导演汤京哲认为，自己想保留剧本的原貌，以及其中内敛却饱含能量的动能，持续与之对话，然后于抽丝剥茧间，摸索、排列，像是在找寻拼图的过程，完成编剧所打造的这片图景。

「真相」并无法在剧场里被讨论；或者，也从来没有所谓的「真相」。「我相信文字的力量，以及观众的想像。」汤京哲这么说。理解与质疑，或许才是走入／出《在世纪末不可能发生的事》后最可能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