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说清楚的是，当一个作品尚在发展阶段，评论者难以给出评价，以至于演后座谈从一个论断的终结时刻，变成一种不断的讨论过程；当最具毁灭性的批评都有可能在下一阶段质变为建设性，甚而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当观众参与和回应（response）得愈来愈多，作者的责任（responsibility）是否变得愈来愈模糊呢？
「喂，你上次写的那一篇，怎么看起来没写完哪？」这是吴思锋对我在八月号本专栏上写的〈过程的批评〉的批评。那是我对于某次演后座谈的一篇速写，起因于一个念头：演后为什么一定要谈呢？可能作品太神，而所谓感动，经常是更长时间地令人感觉词穷，所以好的好评难得一见；也可能作品太烂，烂到令人难为情，所以好的负评也难得一见。总之，演后不谈，沉默可能正是最丰富的回响。
可是阶段性呈现、发展中作品、实验计划，照例都有演后座谈。今年台北艺术节的「共想吧」突变，改成大家移往大厅自己享用茶点自己谈，social的性质大于交流想法，老实说，我都有点失落。那到底在期待个什么呢？期待创作者多谈一点构想，观众多分享一些意见，好让问题被厘清，如果我们还懂得发问的话。因为作品呈现的是它的阶段性，演后座谈就不是谈而是创作的一部分了，很可能从众人的言谈就此展开下一阶段的前置作业，于是我们永远不在「演后」。
这是为什么，我在该篇文章中试图指出，当创作变成一种阶段性呈现化的创作，批评也随之变成一种戏剧顾问化的批评，批评与创作在同一个生产过程内部滚动。这就牵涉到思锋说我语焉不详的第一点。
问题作为责任
我没说清楚的是，当一个作品尚在发展阶段，评论者难以给出评价，以至于演后座谈从一个论断的终结时刻，变成一种不断的讨论过程；当最具毁灭性的批评都有可能在下一阶段质变为建设性，甚而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当观众参与和回应（response）得愈来愈多，作者的责任（responsibility）是否变得愈来愈模糊呢？许多人可能要一笑置之，从来没有任何人在哪怕是最踊跃参与的阶段性座谈会上，忘了导演或编舞家是哪位，但我要说的是，我也真的很少在哪怕是观众回应最稀疏的QA中，见识到一位创作者提出充分的论述为他的作品而辩。
再说一次，艺术家本来是有权保持沉默的，前提是作品已经完熟了，作品比作者更好地表达了他的能说与不说。但阶段性呈现不是，作品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见的情况下，是创作者主动发出了观看的邀请，我认为，若是这样的话，作者的论述能力责无旁贷。挪用周伶芝也是在上一期本专栏的说法，作者有其责任，为了他因阶段性呈现而延迟完成的「晚熟风格」而辩。否则，被邀请来像戏剧顾问团一样给建议的观众，从何问起呢？
所以，拜托拜托，在这类演后座谈里，请不要再用「大家有什么问题？」当作开场白。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是否勇敢地面对了某个难题，我们必须先知道作者在一个问题上艰难地走了多远，这样才能让未完成，成为对话的可能。
公共性与美学
思锋知道我很少上网，好心寄给我几条对于拙文回应的连结，其中，吴孟轩发表在香港IATC网站上的〈评论的定位困难与失能〉也批评了我的批评，我很谢谢她，因为批评来自细读，我对自己可能都没读得那么仔细。但是我并不同意她的批评。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吴孟轩认为，评论不但没有因为被内化为制作流程的一部分，而丧失其独立性格，不，正是因为剧场的表演与评论从来就是与更大的社会生产机制、公部门和私人机构相互依存，身在其中的评论人反能更有经验基础地透过书写，在整个生产关系内外进出。作者并援引巴尔梅（Christopher B. Balme）的《剧场公共领域》The Theatrical Public Sphere，指出评论的对象不该缩限在剧场内的美学体验，而应该向外看到剧场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对于身分认同、族群冲突、言论自由等公共议题所造成的影响。
问题是，今天的剧场圈，不正是那些谈论疫情、转型正义、性别认同、生态危机等公共议题，跨机构跨领域的阶段性呈现或完成品，得到最多的评论，有时候还外加留言串吗？而这些评论当中，有绝大部分谈权力关系、观众反应、职人与素人等等，谈得都很公共，谈得最少的刚好是巴尔梅判定为不公共的美学。说到这里，前面提到作者的责任，我们实在太常看到很公共却无美学的作品，这之中肯定有评论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