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被草原养大的编舞家桑吉加，带著舞蹈作品环游世界，二○一八年推出作品《茫然先生》——改编自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小说《书房里的旅人》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将书里那座被监控著的小房间、受到重重规范的情景画面，跃然舞台。

二○一八年于香港首演时，他打破镜框式舞台，让观众于四面移动，使舞台上的舞者恍若正被多双眼睛「监控著」；于此同时，又加入了数十台摄影机，对准舞台，让观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能看见的角度与画面，「因此，很多观众都看反复看了两、三场，次次都是不同的体验，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看到全然不同的表演。」桑吉加说。

二○二○年《茫然先生》再次重演，这一回舞台已回归至传统的剧场空间，观众不再能随心所欲地移动，空间大幅度改变，却不离「监控」的本质。「舞台上将有垂下帘幕挡著舞者，单面的凝视，有那么一点审讯室的味道。」桑吉加说。

若说首演场的「茫然」是为还原了当代社会的缩影，还原那些司空见惯的监控、并回应社会上的「茫茫」众生；那么今年度的《茫然先生》，历经防疫之年，无数人首次经历著被隔离、禁止出户等规范。对于监控之感，恐怕是前所未有地、往更深一层的体会前进了。 

线上会议系统，给予「茫然」新点子

开演在即，桑吉加这次的排练形式很不同，到香港的第一站并非到排练场报到，而是入住酒店，开启他为期十四天的隔离，他说：「过去很难想像，没有罪的人为什么要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呢？」这波全球性的疫情大幅度地改变了街道的景色，改变了人的生存样貌，当然也改变了艺术家的排练方式。

没办法直抵排练场，便借由视讯会议来进行指导——过去可能有诸多艺术家没发现这回事：观看萤幕上的画面，与观看镜框式舞台，感觉竟如此相似？但是更有趣的是在萤幕上「发话者」的呈现状态：许多以ZOOM作为线上会议的使用者，会发现一件事，发话者的头像在发声那一刻放大。

这件事情给了桑吉加一个灵感，既然今年的《茫然先生》失去了四面式舞台的特殊之处，无法让人「选择」所欲观看的内容，他乾脆效仿ZOOM的使用方式，让每一刻的「焦点舞者」，被镜头放大，呈现于舞台之上。

虽是旧作，却因为这画面上的技术性反转，不只别开新意，且恰能撞观众心里，撞进他们在这纷纷扰扰的二○二○年、不得不习惯线上软体而重启的生活。 

舞台上的镜头，新「语言」的使用

《茫然先生》绝非桑吉加第一次使用摄影画面，这几年来他在不同作品中不断尝试著镜头语言，「我一直对摄像很感兴趣。身为一个创作者，不断尝试以不同的意象去做结合，了解出口在哪里，才能够将我们的想法传出去。平常看的影像是一回事，但若将影像放在舞台上，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首次于舞台上加入影像，是二○○九年的《那一年．这一天》，本作让他获得香港舞蹈年奖中获颁「最值得表扬编舞」及「最值得表扬制作」的殊荣。桑吉加从那时候就知道，自己非常热中于使用「现场录影」的画面，而非预先录制好的作品。

《那一年．这一天》以录影来呈现记忆的碎片：「假如我们录下的画面，一个时刻里有廿五个画面，那我从中抽掉十格，跳跃式的拨放，就会产生有趣的互动。」他以此比喻：同样的事物，在人的记忆里经过不同的催化以后，所留下来的片段各有不同。

延续了十来年，桑吉加仍在寻找舞台与影像结合的新可能。二○一八年的《茫然先生》则绝对是他使用最多摄影机的一次，数十个镜头聚焦舞台，舞者像是无法脱逃的兽，像是要逼出他们身上那股茫然感身后的恐惧与无力，在舞蹈中释放，毫无不留地传达给观众。 

茫然世事，不停止探问

若说每个创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命题，那么桑吉加的核约莫就是「人与记忆」了。为此，他始终在探索、追寻著人的生存方式，从记忆挖掘，也从整体社会流露的情感里去共感体会。

至于回到个体身上所感受到的「茫然」，对这个在社群媒体疯狂地暴露自己的踪迹、网络四通八达的年代，我们活得更加便利，却也因而更加茫然迷惑。现代人受惠于科技影响之深，对其熟悉程度自是不在话下，然而愈熟悉的事物，是否让我们反而深陷其中无法抽身呢？

这个问题，创作者不负责给答案，而是唤醒观者的感知。面对无远弗届的科技，及仿佛同样无远弗届的「监控感」，桑吉加说：「你说要感同身受，这不难做到，但我们要问的是：你说（被）监控也好、（被）局限也好，我们的无助感是不是太多了？」语毕，桑吉加苦苦一笑，像是把自己也活成了茫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