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源的过度竞争与争夺，而非在创意与演出水准上提升的内耗。政府掌握了胡萝卜与鞭子，表演艺术已非何去何从的迷惘，而为是否靠拢的选择了。认命或挣脱，中国的表演艺术碰到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窘境。
3月15日，取消低风险地区演出场所接待人数限制的通知，让北京表演艺术圈终于敢放手一搏。然而，更大的困境也迎面而来。
首先，疫情期间演艺产业市场机制完全崩溃，单单是上座率的限制，演出成本与收益就绝无平衡的可能，不论是国有院团或民间机构，都更依赖政府的资源；二是2021年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千篇一律的「红色作品」泛滥可以想见，国有院团推出此类演出理所应当，但服膺市场机制的行业机构也不得不向「主旋律」靠拢以取得政府资源；三是，国际节目无法入境，表演艺术自然实现「内循环」，但这种「内循环」其实是一种「内卷」：对资源的过度竞争与争夺，而非在创意与演出水准上提升的内耗。政府掌握了胡萝卜与鞭子，表演艺术已非何去何从的迷惘，而为是否靠拢的选择了。认命或挣脱，中国的表演艺术碰到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窘境。
展望疫情之后，北京剧评人奚牧凉说：「对於戏剧，我们是更加珍惜，还是渐行渐远？我们将重回过去10年来的激情、希望与爱，或终究梦一场？」大势如此，答案只可能是悲观的，沧海已成桑田，在政治与金钱影响下的表演艺术，激情、希望与爱只能奔向市场，而非人心。
当然，疫情与建党100周年只是一时，时序过了，也说不定就恢复之前勃勃生机的态势。况且不要忘了，北京仍有一批专注于艺术的创作者苦撑待变，如王翀、李建军、新剧场计划和蓬蒿剧场等，只要适当地点燃，就能撑起北京戏剧之都的名号，毕竟北京是个可容纳多元发展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真诚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