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人」，是个谜样的角色，外界看起来具有相当的决策权，但只有他们才知道工作内容有多么纷乱庞杂。尤其对流动于各团队中的独立制作人来说，究竟这份工作的实际轮廓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续探索中」。幸亏近年来，国际交流愈来愈频繁，「亚洲串连」带给制作人开拓新视野的机会。藉著此次专题，本刊邀请几位独立制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亚洲」的独特经验，提出对此工作的未来展望。
解严之后，小剧场成了亚洲交流的起点
早在解严之后的90年代，已有剧场前辈们在亚洲交流的印记。当时台湾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小剧场的能量持续成长，也开始有能力和空间对外连结，与亚洲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其中较具系统化且持续的包括以王墨林为首的「身体气象馆」，自1992年起便邀请欧洲及亚洲行为艺术家，建立国际行为艺术节的雏形，进入千禧年后更增加障碍艺术节「第六种官能表演艺术祭」（注1）和「亚洲相遇」（Asia Meets Asia）计划（注2），姚立群接手并身兼牯岭街小剧场馆长后，更有意识地将交流地区扩延，包括东京、香港、首尔、北京等。
其次延伸出来的是左派政治和民众戏剧的脉络，陈映真创立的《人间杂志》在90年代初和香港民众剧社的莫昭如先出版了民众戏剧理论的相关书刊，之后与菲律宾的民众戏剧组织串连，负责书写戏剧的王墨林和钟乔以各自的实践脉络和展演风格，树立了台湾左派和民众戏剧的地位，亚洲研究中的核心命题：冷战、（后）殖民、西方帝国主义、亚洲主体性等，也融入其创作内涵。
由平珩成立于1984年的皇冠小剧场，在1997年起和东京的小爱丽丝剧场、香港艺术中心共同成立「小亚细亚—亚洲小剧场网络」，有计划地让亚洲各国小剧场作品流通，两年后亦开始发展小亚细亚舞蹈网络，然而10年不到的时间便因种种因素停办。从网路上的记录资料显示，小亚细亚网络在那个时代就面临「亚洲难题」，例如谁才具有亚洲代表性，资源永续，美学与社会批判的辩证，创作者和节目的选择应重于深度交流或者文化多元性等问题，时至今日仍是值得借镜的经验和叩问。
当然亚洲的交流不止这些，以上仅试图点出过去以艺术家为主体的亚洲交流，在表演艺术产业分工更细致化的今天，交流的不只是创作内容，更发展至文化生产的物质脉络和制作细节的配置。
APP与ACPC催生出不同的制作人交流模式
由台湾、韩国、日本和澳洲4个核心国发起的「亚洲制作人平台」（简称APP），自2013年起建立起一个坚强的独立制作人网络，亚洲各地区制作人们能够在同侪之间分享实务知能并发展跨文化实务工作。透过田野研究互相交流和学习跨文化实践方法，不以市场、节目买卖为目的；APP成员的专业资历有深有浅，希冀优先支持亚洲的独立制作人，但也注重与机构、场馆、节庆的制作人之间合作交流，很多时候，独立制作人的身分是流动的，他们很可能在机构和馆节中承接制作案或短期受雇于建制内，但也同时保留自己独立制作的空间。
国家两厅院的「亚洲连结：制作人工作坊」（简称ACPC），在亚洲制作人平台成立8年后，以国家级场馆之姿成立，筹备期间曾咨询多位APP台湾制作人，旨在剧场生态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定位和操作方式不同，是两个平行的单位。
APP与ACPC扮演剧场生态系中不同的角色，ACPC作为国家级场馆的亚洲馆节巡演机制，以产出为目的，其制作人的培力也符合此目的，由国家剧院串连的馆节为基底，导师群也由菁英式的、所谓大师级导师的课程为主，参与工作坊的制作人将以各自的作品提案，作为课程研习和最后甄选的实作。两厅院早与欧陆剧院有合作联盟，这次欲建立亚洲馆节联盟，其实是具远见及令人期待的。在前总监李惠美时期，国家两厅院曾与表演艺术联盟、亚洲制作人平台工作营合作，也曾派员担任平台的观察员，厘清各自的实践价值，进而产生目的和方法，串连人与资源。
借此深入了解我们尚未熟识的亚洲
2018年，我受到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的邀请，以亚洲制作人平台为核心，于共想吧单元策展「制作人选粹：亚洲气团流变中」。在策展论述中，我思考过去东亚的历史脉络，常是在彼此地位不对等的关系之下进行互动，世代之间存在著复杂的历史创伤与情结。尔后在中国经济崛起的21世纪，亚洲内部的人口流动及能动性以倍数成长，全球化的浪潮创造了新的文化霸权，台湾因而必须借由民间的串连，建立扎实的互动网络，循此跳脱政治方面的窘境。
除了过往片面、惯性的观光视角与想像外，亚洲尚有另类、边缘，甚至看不到的多元现实，我偏重于策划能够与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对话的创作，包括对政府腐化的异议和抵抗、同志社群认同、文化政策等议题，透过不同展演形式，这些来自南韩、新加坡、澳门看似与我们无关且具有强烈地域性的特殊经验，经过艺术的转化与分享，去观看与深入我们尚未熟识的亚洲。
由于APP核心国多集中在东亚较高度开发国家，过往的表演艺术发展多半复制西方剧场发展出来的模式，透过交流也是希望能借此找出自己的发展策略和方法。当代亚洲内部存在著巨大的细致差异，不能用简化视角看待亚洲为单一的主体，社经条件一旦有了差异，表演艺术更发展出不同制作模式。
我们在制作人田野研究中发现，其实东南亚更需要资源，有更多结构性挑战，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国家公部门的艺文补助机制，艺文资源多累积在世袭的传统艺术家身上，例如印尼、泰国的宫廷舞大师系统。但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又常有较多国际性艺文组织或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援，而这是国际政治孤立的台湾所缺乏的，因此亚洲当代的制作人们必须在理解并接受彼此国家资源脉络的前提下进行制作的规划，互补长短。
任何形式的交流合作中，都存在权力的张力，资源多寡和分配是一个面向，语言隔阂也是，沟通和主导的语言常是权力的象征，在亚洲制作人平台中的主要沟通语言是英语，能够以流利英语阐明论述和思辨，通常比较吃香，但也对于不擅长英语表达的成员更有意识地给予时间和耐心，或甚至翻译的辅助赋权，是重要的。
当谈及要如何从制作实务工作中跳脱西方或传统定义中的亚洲，我曾经制作新加坡导演陈立婷（Liting Tan）的性别议题作品《不男不女》（Pretty Butch），「Butch」是英文／西方的阳刚女同志概念，而对应台湾的「T」是很亚洲在地的，所以把剧本翻译改写为中文，由台湾（女）演员来演绎，就是为了翻转原本偏西方的脉络而进一步呈现多元的、跨文化性别观点的一个尝试。
政治环境牵动著各地表演艺术的发展
另外，政治权力影响表演艺术产制自然更不在话下，回首90年代东京、香港、新加坡作为当时亚洲富裕和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常是台湾表演艺术输入／出重要的跳板，源自于该区与欧陆的殖民历史或交流经验相对深远；再来对照现在亚洲政治形势变革令人玩味：中国的崛起、香港澳门的骤变、韩流的强势，乃至澳洲亚洲化的国家发展趋势，都影响了资源的比例配置，政治版图牵动艺文版图将持续流变中。
因应疫情爆发之后的表演艺术产业，APP今年线上年会探讨的主题为VR3（Reality, Research and Residency），「重新想像未来：反思和重塑亚洲表演艺术的创意合作和团结」（Reimagine our future: Rethinking and reshaping creative collaborations and solidarity in Asian Performing Arts），针对生态（ecology）、网络（network）、能动性（mobility）及制作人角色（new role of producers）等4个面向来深入讨论。将邀请不同亚洲国家、不同生态位置的机构与个人一起参与公共论坛，从近来ACPC成立、Taiwan Week国际论坛的性别主流化讨论，不论是艺文圈内专业人士或是观众的回馈，都可看到对于台湾自我认知和跨国交流的期待愈发提升，也因为如此，亚洲文化生产制作的方法和意义有待于各方积极思辩和落实。
台湾作为在亚洲国家中进步活跃的民主社会，也经历全球政治的夹杀与洗礼，对于权力关系的运作体会更深，作为一个亚洲的制作人，我期许自己在制作和策展时，是带著台湾文化的养分以及对文化政治的敏感度去思考和判断，不仅是表演艺术的美学标准而已。在亚洲制作人平台耕耘至今，我也学会看重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制作人，希望将经验和观察分享给更多同行伙伴，支持前行。
注：
- 2001年，创立「第六种官能表演艺术祭」，并长期发展视障者表演艺术，让「表演人权」思潮真正导入台湾表演美学论述。
- 「亚洲相遇」计划（Asia Meets Asia）始于1997年，由东京DA.M剧团艺术总监大桥宏发起，是一个跨越亚洲表演艺术文化的平台。台湾的身体气象馆自2001年起参与该合作计划，陆续与香港、中南半岛、菲律宾、印尼等地区的非主流剧团，进行跨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