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人」，是个谜样的角色，外界看起来具有相当的决策权，但只有他们才知道工作内容有多么纷乱庞杂。尤其对流动于各团队中的独立制作人来说，究竟这份工作的实际轮廓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续探索中」。幸亏近年来，国际交流愈来愈频繁，「亚洲串连」带给制作人开拓新视野的机会。藉著此次专题，本刊邀请几位独立制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亚洲」的独特经验，提出对此工作的未来展望。
开启对制作人工作可能性的想像
相信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在开始投入剧场工作时，对这个包覆著神秘面纱的行业里的各式分工感到相当困惑。尤其是制作人这个职称，听起来似乎有著相当的决策权力，却总是会被许多琐碎的事务淹没，更要随著合作艺术家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角色与位置。我也是透过一边接触不同专案，与不同团队工作，逐渐摸索出制作人的工作样貌，而不同制作人的工作流程、沟通方式，甚至人格特质也会让每个专案呈现出不同的工作氛围。
若仔细观察，在台湾常见的制作人标签底下，却有著专职团队的制作人、流动于不同艺术家的独立制作人，甚至也有来自各个场馆、艺术节的制作人，伴随著每个人身上所背负的责任与可运用资源的差异，即使一样挂名制作人，实际执行业务内容也存在著相当大的差异。
抱持著这样的疑问，我参加了由韩国、台湾、日本、澳洲所共同发起的「亚洲制作人平台」（简称APP）所举办的第一届APP Camp，在与来自不同国家将近40位参与者每年1周、连续4年的密集交流下，或许并未如预期地解决原先心中疑问，无形中却扩充了更多关于制作人可能性的想像。
首届，在韩国首尔第一次的分组讨论中，便是以制作人（Producer）的角色作为主题，邀请所有制作人分享各自国家的现况。例如韩国成员提出当时盛行的创意制作人（Creative Producer）一词，认为制作人不应只是处理行政事务，更要参与艺术的创作过程并提供创意；日本则多以笼统的「制作」一词来涵盖包含票务、行政、宣传、后台管理等所有相关人员，反而在业界少有人会以「制作人」的身分活动等，这些分享都带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制作人新的思考与冲击。
透过制作人平台，建立长期互助网络
第一届的台湾参与者，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自于场馆、艺术节等丰厚背景的制作人，显得年轻且缺乏资源，但最感谢的是，APP Camp并不是一个以资源分配或演出成果为目标的交流平台，而是重新把具备不同工作经历的制作人拉到相同起跑线，在短短的7天内共同生活，进行不同主题的田野调查，并与当地制作人分享所见所闻。这样不具特定目的的体验，虽然不见得可以立刻导出成果，但所建立起的交际网络，是每一个参与者所获得的最珍贵资产。
也因此，即使在其他艺术节、交易市场等场合，来自APP的成员自然而然就会聚在一起参与活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跨国界的代表团（delegation）样貌。当然，在国际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也会立刻寻求当地APP伙伴的建议与帮助，在会期后仍延续著强而有力的互助网络。
因此，在发展自己的国际交流专案时，APP的成员是我最信赖的前期伙伴，不但有助于迅速地了解当地的市场与补助机制，也能透过成员的介绍，来接触想要认识的艺术家与单位。虽然成员间多以英文作为主要沟通工具，但在多数人英文并非母语的情况下，语言的能力反而退为其次，更重要的是愿意放下脚步来聆听对方需求与对话的人际关系。这样一年一次的聚会，成为制作人们可以暂时脱离职场，与一群目标相似的伙伴分摊烦恼、思考未来的重要充电站。如同制作人必须跟艺术家长时间建立信赖关系，制作人与制作人之间在起步共制作品前，花更多的时间在互相理解，确立对方是能够共同分担责任的伙伴。APP Camp，正提供了制作人们一个慢慢地彼此熟悉的绝佳机会。
制作人视点，必须随著社会局势变化不断调整
发展国际交流是一个相当费时费力，且耗费资源的工作，而实际进行几次国际交流专案后，我认为首要课题是必须解决彼此对于对方国家的想像与现实的落差。以台日交流为例，日本僧多粥少的补助竞争、表演者身兼数职维持生活的困境、剧场参与人口的老化等实际问题，都与在外围看似繁荣先进的想像有著极大不同。
所以在参与国际交流前，或许可以问问自己了解这个城市多少？了解这里的人们多少？不单单只是为了预算表上的收支平衡，或是双方出资的金额对等，包含当地市场的开发、艺术创作端的提升，甚至是透过表演艺术揭露社会议题、达成人口与经济的流动，都是制作人必须实际走过许多地方，才能够制定出粗略的想像蓝图。就像我曾执行过的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与第七剧场的3年计划，当初与导演柴幸男在台南及台北两个城市一同经历超过半年的创作生活，除了演出票房与观众回馈外，包含台湾学生陆续申请柴幸男剧本授权进行演出，或是日本影音平台邀请莎妹剧团上架演出影像等，更多成果反而是在1年，甚至是数年后才陆续出现。
结束4年的APP Camp台湾参与者身分，2019年因缘际会下，我受日本ON-PAM（舞台芸术制作者オープンネットワーク）邀请，以日方代表成为APP规划团队一员，协助当年度12月香港╱广州╱澳门工作营的营运。相较于其他国家针对制作人发展的资源挹注，日本除了可以申请的项目较少，在申请时间点和补助款运用的弹性也更显缺乏，因此在取得可能需要自费参与的同意下，我得不断地进行计划与预算的修整。
当年正好经历香港社会剧烈变化，大街上的催泪弹、深夜中的示威声，都让参与者不得不直视剧场外所发生的所有变动。但因为这次的参与，明显感受到原本显得被动的日本成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凝聚力，甚至主动发起隔年西日本的剧场参访活动，也更加积极地讨论关于艺术的社会参与、对补助资源过度依赖的风险等议题。
这一次亲身参与规划，才发现重要的并不只是参与者前后的成长，而是随著亚洲社会与世界局势的变化，APP也跟著每一位制作人的视点，不断调整平台的功能与目标。
我认为制作人并非要在每次专案都担任发起或领导的角色，但必须让自己具备足够发起专案的能力，才能够成为一名「独立制作人」。尤其在多数场馆与艺术节仍然具有品牌迷思的现况下，如何建立与创作端、资源分配者的信赖关系，促成三方更多的对话，是所有制作人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有意将资源注入于制作人才育成的单位，或许可以花点时间思考，在现行审查机制与角度下，我们所评量的究竟是制作人本身，还是仍将重点只单放在创作主体的艺术家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