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在讨论儿少性平时，社会往往著墨于教材、法律与防范技巧，但真正决定孩子能否说出「我不舒服」的关键，在于关系是否允许、语言是否存在、说出之后是否会被接住，相较于家庭的日常伦理、学校的制度规范，或医疗司法所代表的判定框架，剧场是一个同时「在场」且「具距离」的公共场域：感受可以先被看见，语言得以被试著成立，关系能在短暂共处的时空中重新调整。

去年国际剧评人协会台湾分会年度论坛以「Caring：评论的关照」为主题，从「关照」出发思考评论、创作与观看之间的伦理关系。本场「当剧场遇见儿少性平：对话、界线与行动」座谈聚焦剧场如何承接儿少性平中的对话，讲者包括：不会教小孩行动联盟理事长陈仪、创作《妮妮的小秘密》的慢岛剧团团长王珂瑶，以及不想睡游戏社团长林欣怡。3人的经验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儿少什么时候能够说？而当说出时，谁已准备好接住？

语言与关系：阻力来自大人，而不是孩子

陈仪指出，儿少性平教育的关键不在于孩子是否理解身体，而在于大人是否能承受语言带来的关系变化。例如「我是怎么出生的？」这类日常提问，本可坦诚回答，却常因大人害怕亲密秩序被打破而退缩。「孩子不是不知道什么叫不舒服，他们只是知道，一旦说出来，关系会改变。」沉默来自拒绝与感受缺乏被承认的语言环境。

在许多家庭里，「不想要」被视为不乖，「拒绝」被视为失礼；当真正的压迫发生时，「说不出口」是长期被忽略造就的结果，儿少身体自主权往往在日常中被磨损：强迫吃饭、忍耐不适、习惯以和为贵，当身体在日常中不被听见，危险来临时也就无法被相信，因此，儿少性平的教育核心不是教孩子在关键时刻反抗，而是在日常就能说：「我不要」。

剧场中的感受：让「难以言说」得以被观看

王珂瑶以《妮妮的小秘密》讨论剧场在儿少性平中的伦理位置。面对家内性侵议题，剧团选择以偶戏而非真人演出，以「相簿」作为叙事核心，使孩子能在不受过度刺激的前提下理解「不舒服」的感受，理解熟人性侵之所以难以被辨识，不在于行为隐密，而在于加害者往往存在于信任与亲密之中。

演后的亲子共学环节则是练习语言如何成立——「这是好秘密还是坏秘密？」「我不要。」「我可以跟谁说？」这些短语使儿少意识到，感受本身是可以被说出的。同时，剧场也在调整大人的位置，使照顾者愿意先听、再回应，而不是立即否定。《妮妮的小秘密》作品提供一个好秘密与坏秘密能被容纳的场域，剧场的介入不在于解决真正问题，而在于让「坏秘密」有个可以被安置与被看见的位置。

谁在看谁：重新思考儿少剧场中的观看位置

林欣怡将讨论带回身体界线工作坊，她使用游戏、性别娃娃与绘本《我的爸爸有小鸡鸡》作为语言起点。性别娃娃具有明显的性征与外型差异，但也拥有不同发型、服饰或被赋予的性别符号，孩子会抱著娃娃描述，根据身体特征进行判断，在讨论中逐渐意识到：「性别并非由单一特征决定」。透过互动，儿少与物件和他人的关系中，开始练习区分并形成自身感受。

林欣怡强调，剧场本身也在形塑儿少的身体理解：谁陪孩子看戏、谁主导、谁沉默，都会成为儿少对性别与身体的最初印象。若剧场不先察觉自身语言与美感惯习，即使谈身体自主，也可能落入既有观看框架，同样地，儿少于暗场中感到不安，往往不是怕黑，而是因无法预期，作品是否设置暗场，都不只是单纯美学问题，而是剧场是否愿意为儿少调整其用法。

剧场作为中介场域：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开启对话

观众提问：面对影音平台与儿童娱乐市场的高度竞争，剧场如何在之间取得平衡？陈仪建议设置「大人场」，让照顾者先获得语言，再让孩子进场，演后提供回顾包，使剧场语言能回到生活；林欣怡将部分亲子工作坊被设计为「共学聚会」而非售票活动，使「进剧场」成为一场关系的练习；王珂瑶表示剧场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但剧场能让人意识：问题可以被讨论，而愿意一起进场的家庭，本身就已经开始改写关系。

现场有评论人提问：评论如何回应此类议题作品，而不流于道德宣言？表演艺术评论台召集人暨驻站评论人纪慧玲回应：评论角色在于辨识作品如何开启，使感受能被看见，儿少剧场与身体议题作品之所以需要被书写，是因为它们的效力在时间中累积，而非一次性成果。

儿少性平的核心，不是要求孩子更坚强，而是大人是否愿意承担关系被重新排列的风险，剧场介入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一段无法快转、无法略过的共同时间，使语言得以重新被学习，感受得以重新被命名，关系真正转变不在舞台上，而是在演出结束回家的路上——当孩子愿意说，而大人愿意停下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