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提著一大包红白塑胶袋，里头装著一个个纸制或塑胶制盒子，盒子上有一双免洗筷，里面装著排骨或鸡腿，底下是白米饭和一些蔬菜。一块被咬下的鸡腿，随著餐具进入口腔，舌头将腿肉翻搅混杂著油脂脆皮，接著又送来一口白饭，每一粒白米在嘴里散开，与之前的鸡腿肉、油脂的味道搭配，产生了留白的美感，臼齿慢慢将之磨碎后，通过食道进入胃袋，一口一口地落下，填满工作人员原本空虚的心灵与胃。
剧场里的便当，是指在进剧场后，制作单位买给工作人员吃的饭盒或餐食，为了避免吃腻，通常剧院也会有所谓的「便当本」，让剧团可以每天订不同的口味，但怎么订也要看制作单位的智慧，不然就会有一堆食物被迫丢到厨余桶。便当文化算是台湾剧场独特的文化，而这个文化的形成和过去剧团的生活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些小型演出可能是当天装拆台，而大型的演出也就只有一周或两周，因此剧场周的每时每刻都非常紧绷与重要。一群人在剧场周里大量且密集地工作，根本没有什么劳基法还是朝九晚五的。为了演出顺畅，吃——这件既重要却又占时间的事情，很自然就成了可外带外送的「便当」，既可大幅减少工作人员觅食的交通来回，若工作太忙来不及吃，也可以留著晚点再用。
早期的剧团比较像家庭，人与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工作人员大多跟著剧组吃饭，虽然赚的不多，甚至不一定有收入，但至少都能求个温饱。有些剧组还会让某个团员或谁的妈妈做大锅菜，或简单煮个冷冻水饺，围在餐桌周围一起吃。每个人夹了食物放在自己带的碗盘里，吃完后到水槽旁洗自己的餐具，光这些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让原本疲累的心恢复，像是一群流浪的人们因餐聚而短暂地有了一个家。家人间虽然没有对价关系，却有著责任与义务，算是以物换务的年代。
随著电影、电视，甚至是网路媒体，不断挤压既有剧场生存环境，剧团演出渐渐找起自由接案者，团员的概念也愈来愈稀薄。那种一个月2万演10场、20场的，再加上行政工作名额愈来愈少，每个人为了生存而成为个体户，散到不同剧组演出也就成为常态，只是聚在一起吃便当，依旧是剧场工作人员相当深刻的生命经验，因为那也是剧组的心意。以致如果碰到演出没有收入、居然还没有便当时，就会觉得被苦待。
然而，便当文化是因为剧场人只在乎口腹之欲而没有梦想吗？单就创作者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都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观，让观众得以经历，因此当下世界的物质不该那么重要，而应该追求精神面的提升。只是剧场里的每个环节都很手工，表演者和技术人员在物质世界的身体就是画笔，他们将创作者的精神世界描绘出来，并在两个世界里自由进出，因此，物质世界当然重要。
有位国外导演知道台湾剧场人的收入不高，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制作单位不把这些提供的便当化为工作费？有些人出去吃，想一起吃的人可以自费团购，甚至如果想休息也可以选择不吃，这样收入也可以多一些，休息时间结束大伙就继续工作。只是，能用钱解决的通常都不难。很多时候，剧场工作者并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或利益，而继续留在这个环境，而是知道谁谁谁还在剧场，互相用作品支撑著彼此，所以自己继续留在剧场生活，期待有一天有缘能够再相遇，在剧场里交织出光芒。
导演务实中性的提问，其实也问到了我们是选择个人还是群体？在剧场中我们是群体，演员、前后台加上观众，都在同一时间共享这个群体关系，它是整个社会、政治的缩影。但在群体中也都应该保有个人的选择自由，不然就是我给你吃屎也要吃下去，这也就是为何剧场便当如此难订的原因，都是在个人与群体间求平衡。好比在疫情期间，如果有人坚持不打疫苗，政府会禁止他们进入哪些地方吗？假设真的有那一天，群体消灭个人的那一天，只能说是遗憾的。
家，不该是监狱。
文字｜杨馥如 大脑与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旅义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