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趁著友人去印度访友的机会，钟适芳一同前往向往已久的印度，暂住在当地一位导演家。导演家常有友人聚会，其中一位看到华人脸孔，劈头就问去过中国区了吗？钟适芳听得好奇，隔天就叫了计程车，去到中国区，在里头的餐厅跟人聊天。一位当地人说：不要看这里到处是又高又破烂的墙，墙的背后家家都不一样，要去看墙的后面。这里有很多故事，妳要回来，说我们的故事。
彼时，钟适芳是「大大树音乐图像」的创办人，曾为交工乐队和林生祥发行数张专辑，每年举行的「流浪之歌音乐节」引介主流眼界以外的各国乐手，是艺文界熟知的跨国界民谣音乐推手。但中国区的这位陌生人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对另一位有著相似脸孔的陌生人这么说。
「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别人说什么我都会很认真。我听了就想：是吗？我是真的对这些故事有兴趣。」钟适芳说。而这偶然的一句话，成为她从音乐跨足影像的起点。
印度之行两年后，钟适芳以印度华人的身分和移动为主题，完成了首次执导的纪录片《边界移动两百年》，新的合作邀约接连而来。导演、策展、制作，钟适芳名字后缀的身分愈来愈多，更在今年走进两厅院实验剧场，担任《我们在此相遇：还在水里》的艺术总监。乍看走上一条跨界的路，但在钟适芳脑中所感受到的、想要创造的型态，其实一直是同样的。
「影像跟音乐，对我来说是不可切割的，这两个……对我来说不是两个。文字、声音、音乐、影像，它们都是一体的，我现在只是更擅长结合不同媒材，让它们交错叙事。」
回顾钟适芳的活动历程，确实早有迹象。大大树从2001年开始举办的流浪之歌音乐节，在第一届就规划了纪录片影展单元。2015年接下当代叙事影展的策展人，活动办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钟适芳看场地比电影院多了前台空间，年年配合主题做跨界展演，音乐、舞蹈、DJ live，各种形式的展演都曾上台与影片共演。2019年，钟适芳受邀制作了《我们在此相遇》的前期展演，更充分地利用剧场空间，配合音乐和影像，去说一个完整的故事。
当代叙事影展和剧场的邀请都来自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经过几年策展，钟适芳对客家相关议题已有累积，写脚本时不想局限于缅怀历史，希望让客家论述与当代、全球性的议题互相对话。最后切入的方向，是钟适芳一直透过不同媒介关注的主题：人的迁徙与移动。
「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没有和我聊过他的经历，但我母亲常常提到战争的经验。她不是一个擅长语言的人，但当她讲到逃离的时候，那种恐惧的情绪跟表述是很清楚的。我母亲告别式那天，一位长辈从美国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迁徙的。他们一辈子其实没机会完整说出自己的故事，不是只有我家人，所有逃离家乡的人总有一些缺口，是不愿意去面对或揭开的。」
未曾亲历，却又近如体肤的迁徙，一再将钟适芳召唤到新的边界，用自己的眼睛和身体，去认识被迫来到异地、不知未来可能再往何处去的人们。
说回2011年，从中国区回来的钟适芳和印度导演讨论拍片可能。导演想拍一部以中国区为背景的歌舞片，想请钟适芳协助创作，但钟适芳自认对印度华人的历史和生活认识未深，提议先做一个以纪录片为形式的深度田调。纪录片计划率先展开，结果歌舞片很快就因当地华人对非华人的戒心过重而结束，剩钟适芳硬著头皮边摸边做，一切从零开始，为的只是不透过任何人的眼光和成见、用自己的眼睛认识这个社群。钟适芳说，自己也想过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工作方式，只是终究没能想到，「就像交朋友一样，还是需要时间」。
《边界移动两百年》上映后得到不少回响，与观众的交流又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在此相遇》第2幕出现的侨批影像就是其中之一，钟适芳也先在2015年的当代叙事影展策划过侨批文件展。细细梳理钟适芳的创作之路，路径看似复杂交错，其实都是自然生长的样貌。产生这种创作方式的原点是对迁徙的关怀，使其可行的主干是她简单不了的交朋友方式，而近期新长的，是被世界各地战火催熟的沉重悲观。
「从2019到现在，我自己是很悲观的。我的父母经历过大战，从小教育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往更好的方向去，但这些年来世界的变动、喧嚣，我愈来愈看不到和平、看不到和缓的可能，从没想过有生之年会看到战争离自己这么近。」
在前期展演版的《我们在此相遇》，第3幕是以族群融合的和谐共演为主题；2024年《我们在此相遇：还在水里》抽换原先的第3幕，短暂的生之欢庆戛然而止，重新出现在舞台的，是许多没能抵达彼岸，至今仍在水里的人们。钟适芳和音乐总监Matthias讨论这个作品要让观众带著什么回去，最终答案不是好听或好看，而是必要的沉重。
「沉重有时候是一个提醒：我们还苟且活在安逸之中，但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
剧场创作初期也有质疑意见：为何不能只是回顾客家人的迁徙，还要把这段历史和他处的难民结合？但在钟适芳看来，不管是1949年以后或400年前，来到台湾的人都一度处于身分和未来都不确定的状态，若再将尺度拉大，或许并没有什么人是原本就活在双脚所站的土地上。人的被迫迁徙和离散一直都存在，只是现代的迁徙规模过于庞大，让钟适芳感觉有重新诉说这些的责任。
《我们在此相遇：还在水里》的第一次总排练后，钟适芳觉得生之欢庆后要有一个突然终止的效果，当场直说伊拉克出身、现居德国的吹管手Rageed是最接近有这种经验的人，问他认为该如何表现。演出结束后，Rageed告诉钟适芳，自己当初逃难的伤口仿佛又被揭开了一次，那些记忆却也因此找到了出口。
几近严厉的真诚交流，震荡出的不只是一次创作，在剧里剧外都留下绵长的残响，与钟适芳的下一次创作幽幽共鸣。生而为人，那些过于理所当然，甚至经常被误解为脆弱、蒙昧的真诚与善，也有展现强壮的方式。强壮的纯粹相互碰撞所能产生的力量，那就是钟适芳一路走来，被称之为创作的、与人真心交流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