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有次做梦，梦见自己是个杀手，但不是在现场把人杀死，而是把人抓回去，绑在一块大石板上，板子上方有另外一块大石板，『砰！』压下来，板子升起来之后，那个人就变成一张大八开的彩色版面了。」

连慧玲的梦听起来像黑色卡通，也鲜活道出在《时报周刊》工作的压力，即使如此，一晃眼她也待了30载，有位摄影大哥曾以「九命怪猫」形容她，无论杂志历经几度「改朝换代」，2008年还换东家；也不管媒体产业的大环境怎么转变，她都能兵来将挡，直到2018年退休。3年后，《时报周刊》的纸本熄灯。

连慧玲，熟识的人叫她「豆子」、「豆子姐」，绰号唤久了，反而忘了她的本名，「豆子」这绰号的黏著度很高，主要是人如其名，个头娇小，在新闻现场容易钻到海景第一排的好位置。她出道早，从《张老师月刊》起步，后转战《时报新闻周刊》，两年后杂志收摊，改去《时报周刊》，就这么一路顺著生命的河流，当了近40年的摄影记者。

2021年底和连慧玲联系上，她已经过了3年的退休生活，正慢慢淡出与摄影记者圈互动之际，赶紧将她的记忆和尘封的照片捕捉回来。年过60的她，身上还透著1980年代摄影记者特有的气息：混著一点江湖气与文青气（和酒气？）的百无禁忌，跟著她的记忆，我们回到1970、80年代的校园和街头，走过黑白、彩色照片的年代再迈入数位的网路世界，一路看尽纸媒发展的起落。

从放牛吃草到专注的摄影学习

连慧玲1961年生，成长于花莲，国中毕业后到台北报考「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世新大学）5年制专科，当时世新五专设有四科：编辑采访、广播电视、报业行政和印刷摄影，前两科最热门，在成绩不算好、选择有限的情况下，她选了自己也不甚理解的「印刷摄影科」，1975年入学就读，1980年毕业。

印刷摄影科主要学的是印刷，这部分课程对日后在杂志社工作的助益颇大，课程中也有新闻概论，这门课她唯一记得的是：「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句经典名言。专三有一门2学分的摄影课，任课老师是助教，教光圈、快门等纯技术，引不起她的兴趣，要交作业的时候，她跟班上的好学生说：「多拍几张，到时候请你吃饭。」借此蒙混过去。这门课学生得自备相机，连慧玲跟父亲「请款」购机，深怕女儿没学校念的连爸爸，二话不说掏钱让她去汉口街买台Canon AE-1。

连慧玲的摄影启蒙其实是表哥吕理政（曾任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吕理政毕业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手绘、雕刻、摄影等无不信手捻来，在连慧玲眼中，表哥是个「除了怀孕之外，什么才能都兼备的兄长」。有了相机之后，吕理政带她去南海路植物园拍荷花，新手上路，测光、对焦速度缓慢，还被亏说「等你拍完，荷花都谢了」。

当时学生流行一种文艺书签，一张照片或图画搭配一段祝福或抒情文，连慧玲的同学有管道可兜售，号召同学们一起拍照赚外快，可练技术又能赚钱，颇能激发学习的动力。

真正开始严肃面对摄影这件事，是专三暑假，她和同学柯晓东（也是摄影记者）、叶文苓（柯晓东太太，从事美编工作）3人去应征《张老师月刊》实习生。世新专四、专五才会去印刷工厂学做制版，专三去实习纯粹是暑假太无聊，看到校内张贴的征人海报，便好友结伴一起闯。

《张老师月刊》原是救国团内部刊物，1970年代末改版后对外发行，总编辑余德慧是心理学家，招募一批校园新血加入实习行列，连慧玲被指派当摄影，至于为什么？她也毫无头绪。事后来看，《张老师月刊》在摄影记者的任用上似乎没有「性别门槛」，除了连慧玲，郭娟秋、张咏捷等也曾任杂志摄影且表现有目共睹。

为了补强技能，同事引荐她去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旁听吴嘉宝的摄影课，不仅得到系统性的技术学习，也才得知原来摄影有许多类型及可能性，至此开始觉得有趣。

印刷摄影科的印刷工厂有暗房，只不过是用来制版显影，而不是冲洗底片照片，连慧玲都是去同学家借用暗房，她的第一部放大机，是余德慧介绍案子赚钱购入的，在《妇女月刊》兼差之外，她也帮大学老师翻拍教材。此外，彩色暗房的设备又有不同，为了学技术，3人集资凑足一个人的学费，推派连慧玲去上课，课程结束后买了一台彩色放大机、药水等设备，在叶文苓家地下室布置一个彩色暗房，玩了一段时间。

在设备、师资都缺乏的1970、80年代，校外开班授课者不少，包括代理器材的厂商，「课程五花八门就像拼装车」，3个活力十足的年轻人接招拆招，在半自学状态下摸石过河，不知不觉也踏入了媒体界。

在《张老师月刊》奠定媒体工作的态度

毕业后，连慧玲正式成为《张老师月刊》摄影记者。《张老师月刊》是台湾第一本大众化的心理学杂志，虽然余德慧在大学任教，可杂志诉求与一般读者对话，连慧玲举例说，余德慧觉得宫庙就像台湾的社区心理咨商机构，「我们就去拍宫庙、乩童，观察他们怎么跟民众互动。」虽然文字记者大多出身心理学科系，文章刊出前都会先给美编和摄影读过，「我们看不懂的地方，他们就会做调整。」

「我们比较像是一起完成事情的团队，不太像雇佣关系，总编辑就像带学生，他迷社会学，就带我们做田野；迷人类学，就找老师来教我们……」较之于求快的记者本色，这段时期的薰陶，影响她在待人接物上多了点谨慎与柔软，「就是学习一种态度吧，也是我做媒体工作的基本调性。」

如：《张老师月刊》很早就触碰同志议题。1980年代的同志圈很隐讳，为了找寻受访者，连慧玲和文字记者去「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她戴上帽子不说话，坐在凉亭等人搭讪，有人看看她说：「哎哟，长得还算清秀，可惜是个小哑巴。」也有谨慎的人发现她没有喉结：「查某ㄟ。」总算找到一位愿意带她们去gay bar的「线民」，「那时候去gay bar要按门铃，说是谁介绍的，他们很低调而且经常换地点。」

拍出兴趣之后，就想挑战更多题材，为此曾到其他媒体工作，如：1981年去政治评论刊物《国是评论》（1981.12.3创刊），只有她一位摄影记者，两周后主管叫她甭去了，「我拍渔村，把照片洗成文学调，主管从垃圾桶把照片捡起来问我：『你在拍什么？』我说：『渔夫晒鱼。』他问：『为什么洗这么黑？』我说：『我觉得这样好看。』他说：『你不用来了。』我摸摸鼻子就走了。」也曾报考《家庭月刊》（台视的平面出版品），只招1人，评审吴嘉宝、阮义忠不约而同选上她的作品，可在余德慧的劝说下续留《张老师月刊》；亦曾去《远见》工作20天后离开，直到1986年被挖角到《时报新闻周刊》。

《时报周刊》五花八门的摄影历练

《时报新闻周刊》以《时代》（TIME）杂志为范本，成立宗旨为「以国人观点报导国际新闻动态为主体的新闻性周刊」，当时摄影组主任是萧嘉庆，副主任苏俊郎，记者有叶清芳、高重黎、刘振祥和连慧玲是唯一的女性。

进周刊没多久，就遇上「桃园机场事件」（1986.11.30）。流亡海外的许信良、谢聪敏等黑名单人士试图返台未果，许多民众到桃园机场声援，军警在机场联外道路设置路障，双方发生冲突，水柱驱离、棍棒石块齐飞，「群众情绪沸腾脏话满天飞，被推倒的警车像大型雕塑，眼睛因催泪弹刺痛得张不开……」混乱的场面令人记忆犹新。

「机场事件」是「高雄美丽岛事件」（1979.12.10）之后台湾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摄影记者怎么应对这样激烈的冲突？该拍什么、该取什么角度？过去没有人教，只能自己边跑边摸索。

1980、90年代台湾社会不平静，街头运动是家常便饭，摄影记者的人身安全也引人忧虑。1988年连慧玲转到《时报周刊》后，摄影组主管杨人凯还为同事们添购防火衣，可惜，没人实际穿上街头跑新闻。

当时这群正值青壮年的摄影记者几乎投注在工作上，入夜后一起吃饭喝酒到天翻鱼肚白是常有之事，也是那个年代摄影记者特有的工作印记。

《时报周刊》是综合型杂志，各种新闻都可能遇上，相较之下，体育、军事是连慧玲较少碰触的范畴，主要是她对运动规则、军事专业较不熟悉，也因此，那些极少数的工作经验就更加难忘。有次，她代班拍军事演习，第一天，军机「咻」一声很快飞上天了，她还找不到飞机在哪，赶紧向同事求救，「第二天就知道怎么调整，还好演习有3天，不然就开天窗了。」

「澎湖爱滋学童」是连慧玲最有感触的新闻事件。1994年8月，一名澎湖学童因车祸输血被感染爱滋的事情被媒体爆出，引发当地民众恐慌，有家长透过民代施压要求学童转学，这件事引发社会对爱滋病污名化、恐惧和歧视的讨论。连慧玲和王浩威、杨索前去采访时，学童看到相机有如惊弓之鸟，连慧玲只能偷拍，可偷拍画面有限，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既然孩子这么怕相机，不如把相机交给他去拍，改成『小孩眼里的世界』来呈现？」她打电话回台北征求总编辑张国立的同意获准，这名学童便好奇地带著相机出门拍照。当照片洗出来才看到，他都是拍人的背影或空景，人们因为害怕都离他远远的，还曾躲到墓地写功课，照片如实反映童年被剥夺的伤害。连慧玲除了感谢总编辑的宽容，也认为唯有杂志才有可能争取到这样的应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