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部推理新作，又如何与作者个人近来遭遇的「乌龙事件」，有所关连？
在纪蔚然过往的剧本、杂文与前两部小说中，有我们所熟悉的嬉笑怒骂、辛辣嘲讽，在《人性游戏》中，文字依然尖锐，但整体而论，字里行间却有更为深沉的忧伤——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对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就像吴诚从Neil Young的〈Heart of Gold〉曲中回望嬉皮年代时的感叹：「那是个充满信念和憧憬的年代，然而物换星移，革命的热血早已冷却，对于事物的发展我们只能逆来顺受，眼睁正看著全球逐渐被私心与贪婪撕裂得分崩离析。」
对纪蔚然╱吴诚而言，这个世界变得愈来愈丑恶，极端、分裂、仇恨，成为社会关系常态，善良与左派的力量节节败退，「在这聒噪的年代，沉默有时是最严重的抗议，但有谁听闻？」而当沉默被理解为默许苟同时，「不平而鸣」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台北戏剧奖」第二届颁奖典礼甫于7月6日，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圆满完成，典礼本身热闹精采，得奖名单亮眼可观，台北剧场界共同度过了一个星光闪耀的盛会。只是，这一切美好，却因为隔天下午的一篇脸书发文，而莫名地沾惹了尘埃。
纪蔚然在透过友人转发的声明中，对自己原本受邀、并应允担任戏剧奖「最佳戏剧奖」颁奖人，却因为莫名原因（猜测是文化局高层介入），被迳自更换颁发奖项（「独立精神奖」），表达不平之情，和未来「非诚勿扰」的请求。
这篇发文，迅即在向来平静无波（特别是在「黑特剧场」退出脸书之后）的剧场界引发不少回应——超过1000次个回应，超过200次的分享。多数留言者对纪蔚然遭受的对待，表达关切、遗憾、不平，少数留言对文化局╱高层有所批评，但几乎没有人对「戏剧奖」本身的重要性，有所质疑，更少有人对高层以下的承办人员有所指摘，反而有为「相关者」抱屈者。
两天之后，身为当事者的蔡诗萍局长，在个人脸书发表了回应。全文长达1300字，是纪蔚然原文的近3倍，显见他对这场小小风波的重视。
蔡诗萍局长的回应，从标题〈不免落落长了，但台北戏剧奖的努力应该被看到，小误会应该被澄清。〉看，就是两个重点：文化局办理戏剧奖的用心与辛劳，对本地剧场界的支持，不容否定；纪蔚然宣称受到的对待，纯粹是因为承办同仁与典礼执行单位的问题（「接洽的人员并没把握住这奖项的特质，以至于说不清楚，造成误会」、「协力厂商在执行上的缺失」）所造成的误会，与他认知的「事实」不符，因此，纪先生自认不受尊重的感受，也无依据或道理。最后，他还搬出长官的提点（指示？）：「更谢谢他（蒋万安市长），提醒我要澄清来龙去脉，以免同仁们的努力，被一个误会而以讹传讹」，将发文的两个重点，建立起逻辑上的连结——不要让纪蔚然因为「技术性的流程问题」而生的误会，破坏了「台北戏剧奖」主办单位的用心：「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我们保证一届会比一届更好，更善体人意。」
身为知名公众人物的蔡局长发文，自然引发更热烈的回响：超过2800个回应，近百则留言，30多次分享，被牵扯其中的另一位知名公众人物，也就是取代纪蔚然，颁发「最佳戏剧奖」的吴念真先生，也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回应。
吴念真先生的发文，为蔡局长的解释背书（「我没说过『蔡诗萍局长打电话给我』」），也微微调侃了「气度狭小」的纪蔚然（「至于颁什么奖我都没问」），并且再一次巩固自己「与人为善欧吉桑」的形象（「我去当颁奖人只为弥补去年因为住院而临时缺席的『歹势』」）。短短百来字，就能面面俱到，足证他驾驭文字的娴熟，掌控叙事的功力，以及在「文化界」的稳固地位。
综言之，针对纪、蔡两篇发文的回复多半简短、温情、立场鲜明，符合网路同温层特色，除少数几则对戏剧奖机制本身提出疑问以外，几无对事件所突显的「机制」问题有任何实质讨论。当然，脸书只是一个「社交」的场域，对认真讨论具体细节的期待，不免昧于现实，但，如果能以这个事件作为一个触发点，透过文化机关的中介，针对戏剧奖的制度性问题（如常设机构的建置），汇集更广泛的专业意见，甚至扩大戏剧奖的影响范畴，或许才是同业所乐见，蔡局长的保证（「一届会比一届更好，更善体人意」），也不至于沦为「损害控管」（damage control）的政治话语。
这起「乌龙事件」，或「茶壶里的风波」，在蔡局长致电表达歉意，纪蔚然再发一文表示谅解、释怀，而告一段落，对戏剧奖的未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剧场界在短暂的喧扰之后，复归平静。
至于隐居淡水，从「龟山岛事件」之后就已远离剧场界的纪蔚然╱吴诚，是不是「雪花」（snowflake）？是不是「小题大作」？或者，他对这件小事的反应，和他对剧场界的看法，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
在系列第一部《私家侦探》中，吴诚在「龟山岛海产店」的一场庆功宴里，大放厥词，不留情面地对本地剧场界大肆批评，并且宣称退出剧场界，是为「龟山岛事件」。
吴诚在小说中，说「台湾早已不要艺术，台湾要的是太阳马戏团，是《猫》和《歌剧魅影》，是到处在第三世界招摇撞骗的Robet Fucking Wilson！台湾要的虚有其表的绚丽，以及廉价的感动，我讲的不安是剧场观众，同时也是大部分民众，政客不就是这样骗到选票的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台湾到底还有没有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还是只剩下专业的骗子？」「……那些戏班子……是专业的骗子，我们（小剧场）却是喊拳卖膏药的业余骗子。」
「龟山岛事件」即使并非真实事件的重述，但似乎也不是小说作者单纯的虚构，而隐含著他对现实的评论。因为当纪蔚然在接受小说家李维菁专访时，其实对台湾当代剧场的趋势，有更直接而严厉的批判：「如果剧场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艺术形式，我想这种精神百分之九十九已经死了」，「台湾的剧场有两派主流，一是我称之为『新感动主义』，浮滥的怀旧，轻言感动，另一种则是大搞刻薄嘲讽」，「在剧场界，在台湾社会中，长年以来看到的都成为了便宜的抱怨、便宜的思考、便宜的结论、便宜的评论文章，而大家四处贩售著廉价的情感」，「我不在意我看的是艺术剧场还是商业剧场，但我最怕的是半吊子的『假艺术』」。
吴诚╱纪蔚然的不满，是创作者对现实不经思考的肤浅回应，是以多元之名掩盖想像力的薄弱，是以「轻」之名包装的媚俗，是批判精神的失落。他的这些批评，是否真确，到今天是否仍然有效，可受公评，但，剧场在本地社会中的相关性（relevance），或所谓的存在感，确实是值得反思的重要课题。团队对经营的忧心、对相关补助机制的疑虑，都值得关切，文化政策预算问题，也应有所回应，但，创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整体社会的关系，或许是更根本、更重要的课题，值得进一步的深究讨论。
因此，纪蔚然针对颁奖争议的不平之鸣，或许不只是他个人的情绪抒发，而是呼应了他对剧场现状的评论，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以这个小小风波为起点，认真反思台湾当代剧场现实，特别是如何能借由众所关注的戏剧奖，刺激、影响、推动更能对社会发声的创作思维，才是真正的「善体人意」。
吴诚在《人性游戏》中说：「台湾社会两极化的走向令人不安……歧见如山，对话何其难，这么多的社群网路无异一大讽刺……」「这种（虚拟）社群感假象多于实质，往往禁不起现实考验：而所谓同温层像极了自我封闭的客家围楼，一方面护己，一方面排他」，不知他对纪蔚然在网路上引发的这场风波，会有什么评论？
〈透过私家侦探之眼，理解世界运作的逻辑（上）关于纪蔚然小说新作《人性游戏》的不平之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