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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劇場寒冬 尋找展現創意的生存法則 旅德台灣劇場創作者的「疫情限定版」線上作品

編舞家樊怡君 (Tobias Hoops 攝 樊怡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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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疫情肆虐下,劇院關閉,製作腰斬,劇場藝術家如何在這樣的情境下突破難關、繼續產出作品?兩位旅居德國的創作者——樊怡君與羅芳芸在如此困境中分別完成了舞作《MUDRA》與紀錄式劇場作品《Home away from home》,她們突破了那些難關?又得到了那些支援?作了多少妥協的同時又發現了怎樣的視角?

聚合舞2021年度製作 身份系列二部曲

《Home away from home》紀錄式劇場

5/7~9  13:00

5/7  20:00

5/8~9  17:00

新北 淡水雲門劇場

2020年3月,全德國劇院面臨第一次的封城閉關,被腰斬的製作不計其數,部分勉力守住首演期程、轉為線上演出的製作,也立刻面臨各種問題,諸如現有硬體技術與人力資源的青黃不接、觀眾對線上觀看的排斥、線上排練與溝通的困難等。之後的這一年,隨疫情起伏,稍有些危機略緩、政策放寬而能見縫插針的日子,把觀眾找回來入座,消化滿溢的節目檔期。各式各樣的入場對策出爐,像是五花八門的社會實驗。從一開始,觀眾須戴口罩入場,但可以在座位將口罩取下,採間隔座位,到近期病毒快篩檢驗普及後,所有觀眾皆須持有當日陰性檢測報告入場,在在都大幅增加劇院與製作方的成本,國際間的流動也幾乎成為奢望。而線上演出的互動方式和平台快速地排列組合、開發與淘汰,也讓電影、戲劇、錄像、遊戲、表演與視覺藝術等等分類跨域的說法開始失焦。演出內容是否符合目標觀眾期待、播放╱執行過程是否流暢躍升為演出順利與否的關鍵,畢竟電腦前的觀眾更為乾脆,只要一個左鍵就可以關掉視窗。

在這樣的變動中,仍然有作品產出的劇場藝術家,究竟是突破了那些難關?又得到了那些支援?作了多少妥協的同時又發現了怎樣的視角?本文專訪兩位旅德多年的台灣劇場創作者樊怡君與羅芳芸,請兩位分享在這般處境下,強調當下感官經驗的劇場作品該如何被「線上化」,他們是如何思考並執行的?而上述的諸多問句,會將我們的劇場經驗推進到何方?

樊怡君舞作《MUDRA》 (Tobias Hoops 攝 樊怡君 提供)

樊怡君《MUDRA》  讓舞者也感受到觀眾的「觀看」

樊怡君的舞作《MUDRA》與漢堡的Lichthof劇院合作,漢堡文化基金會(Hamburgischen Kulturstiftung) 、漢堡文化與媒體管理局(Behörde für Kultur und Medien Hamburg)等專案補助。舞名取自梵文“Mudra”,泛指常見於佛教與印度教的手印,也在舞作中象徵作為人類情感表達媒介的肢體語言。以「溝通」作為主題,進而延伸到思考手勢在當下於人類社會的意義:抗爭與拒絕的姿態、日常的語彙、以及情感在不同文化之中可能有的交集。編舞家樊怡君擁有當代舞蹈與影像創作的專業背景,近年專注於舞蹈錄像作品的創作,同時也是「TANZAHOi漢堡國際舞蹈及錄像藝術節」(TANZAHOi - International Dance and Dance Film Festival Hamburg)的主要創辦人。

樊怡君原意要藉由《MUDRA》回歸單純的劇場演出,卻因疫情而一度停擺。延宕並拒絕劇場的線上方案提議後,幾經思量,明白疫情在一時半刻無法緩解,便以突顯「劇場性」為前提,著手規劃線上演出:演出依舊在劇場發生,但觀眾在家透過視訊即時觀看╱參與。

編舞者思考著如何在線上演出的情境下「讓舞者在舞台現場也能感受到觀眾的『觀看』。」同時,「必須要給觀眾一個理由,為何一定要在這個時間點上線觀看演出?」透過視訊軟體Zoom讓自願參與的觀眾進入網路會議室,並投映在演出現場,製造虛擬的互動:線上會議室裡互不相識的觀眾,同時身處自家私密空間和網路聊天室,觀看演出並分享即時感想。既切合劇場的公共性、即時性,也因為網路,跨越了地域的限制。

演出的安排也思考到Live Stream與 Stream 的差別:每場演出嘗試不一樣的轉播方式,有同時出動4台攝影機(兩台定點拍攝,兩台攝影師手持),透過現場導播調度節奏切換畫面。也有由編舞家手持攝影機,一機到底,在舞台上穿梭,為觀眾捕捉各種觀看舞作的角度,符合了劇場的即時性與實驗性,讓「每一場演出都有不一樣的觀看角度與能量。」

談到執行過程中的困難,樊怡君也不諱言:太多了。首先,劇院堅持影像技術須委託外包公司而非直接資助劇組藝術家執行,但僅有兩次看排後便直接上陣拍攝的工作方式,缺乏對舞作相當的理解與溝通,當然就會有畫面不夠細膩,難以符合創作者期待等問題。其次,劇院現有硬體設備無法支援專業拍攝工作的負荷與影像流量,並且終於在第二天演出發生故障而只能喊停。此外,場館在防疫措施的執行上不夠嚴謹,帶給團隊的風險與心理壓力、居住在其他城市的音樂家因疫情無法到現場演奏等等,都是圍繞在執行過程中的難題,必須一一克服或妥協,始能順利完成演出。

劇場創作者羅芳芸 (Anna Westphal 攝 聚合舞團隊 提供)

羅芳芸《Home away from home》  以「類劇場紀錄片」呈現

羅芳芸與聚合舞團隊(Polymer DMT)的紀錄式劇場作品《Home away from home》與德國的Hellerau歐洲藝術中心、帕克表演藝術中心(Pact Zollverein)及雲門劇場共同製作,同時得到德台兩地幾項專案文化資金補助支持。籌備期歷經兩年,是聚合舞團隊「身分」系列計畫的第二部作品。原定今年2月在德勒斯登進行首演,爾後在埃森與台北巡演。

《Home away from home》以「遷移」為主題,邀請6位分別居住在德國及台灣的越南新住民擔任表演者,以她╱他們的生命故事為演出文本,試圖折射出當代移民社會的人性真實,也討論全球化之後,不同群體之間連結的可能性。

原本的計畫,是讓觀眾「進入」到劇場裡設置的空間、影像、聲音裝置與現場互動,透過所見所聞,來堆疊屬於自己視角的經驗,勾勒出些許與不同語言、文化、居住地的「他者」的連結。而這樣一個完全強調現場參與作品,該如何能夠「線上化」?

「整個排練跟籌備的狀態其實是一直在變動的。」主創羅芳芸指出,在跨境的籌備、田調與排練、拍攝素材的過程中,部分表演者因現實條件被迫放棄合作,同時觀望著疫情開放的程度往前跑,應變不同可能的演出策略,還要配合每個補助專案的期限與合約規範。在層層高牆之前,同時也是團隊負責人的羅芳芸堅持「所有媒材的使用都需要充足時間跟人力投入」的原則,換一個角度思考:如何將現有累積的人力、資金、場館資源與作品素材,因時制宜地「線上化」呈現?一個劇場影像作品便應運而生,劇組依照原定計畫在演出場地完成最後的排練,裝台與技彩排,舞台、燈光、投影、音響一應齊全,還有平面與電視台媒體到現場做採訪與拍攝,最後拆台,回到空蕩蕩的劇場。全程走完,唯獨沒有觀眾。團隊將整個過程側錄下來,加上原有的田調影像素材,剪輯完成一部32分鐘的同名「類劇場紀錄片」。一連3晚在德方兩個共製劇院的規劃下,完成線上放映和主題性的演後座談。

影片搭配德語、英語與越南語字幕,以期能觸及到更多元的觀眾群。這不僅意外地連結到平常不甚容易能請到劇場裡看戲的「新移民」目標社群,而影片分享平台能跨越地域觀看,即時了解觸及人數、留言區觀眾的回饋,也為未來的還有機會實現的現場版演出做預告。

完成線上版本之後,《Home away from home》在5月第一週,將於台北雲門劇場完成原定計畫中的「劇場」版演出,克服種種跨境移動的限制,也算是一同經歷了這個全球疫情下,跨國劇場演出的特殊情境。

綜觀上述的兩個製作經驗,可以延伸梳理出幾個後疫情時代劇場作品須面對的課題。除了藝術家對作品素材呈現方式的開放性與彈性之外,鏡頭語言、平面視覺美學、網路平台運作方式的認識都是需要開發的技能。劇場依舊是總體藝術,每一個呈現過程的環節都會影響作品的構成:呼吸、節奏、視聽效果、敘事以及語言的表達。

而行政製作層面上,影像與數位化工作所延伸的分工責任歸屬,數位化的版權管理、工時的計算方式、合約與相關法規乃至新的工作職務、新的硬體和線上軟體需求,都也必須被思考,並建立起相應的執行流程,以減少創作團隊與場館之間在溝通上的消耗。

即便萬般的不願意,全人類的生活型態正在劇烈變化,根基於生活經驗的劇場創作更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創作者依舊要提出問題,依舊要講述故事,依舊要堆砌與實驗新的美學。而在新冠疫情完全被克服之前,觀眾走進劇院看演出這件事的成本提高了,彌足珍貴了。我們必須接受,現場與線上觀看劇場作品的現象必須並行,這個古老產業的結構與市場,正在世界各地一塊一塊地崩解重組,然後漸漸浮現出未來的樣子。也許就如同唐鳳所說的:「共同在場。」

《Home away from home》 (Peter R. Fiebig 攝 聚合舞團隊 提供)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06/11 至 12/31
《PAR表演藝術》 第338期 / 2021年03月號

《PAR表演藝術》雜誌 ▪ 338期 / 2021年0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