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樂面前，我只能説「好」與「壞」。我所在乎的，是我指揮的樂團是否已達到能在卡内基音樂廳公演的水準，而不是所謂「台灣的標準」。根本没有什麼是「台灣的標準」。
全世界不景氣的影響之下，室内樂管絃樂團的賣座的確是不好。台北愛樂是一個完全由民間出資獨立經營的樂團，雖然有高水準的演出，但政府及有些經紀公司寧可以世界級的天價邀請國外的表演者來台，不但不給優秀的民間團體合理的補助，還控制其節目内容與演出時段。試問，那些世界級的表演者會關心這個地方嗎？政府到底該做的是什麼呢？
政府若想要推廣音樂，不應該只辦一些娛樂性高又有票房保證的音樂會，而要落實建設性的教育工作。台灣比美國在這方面佔優勢的地方，是台灣有美國所没有的「音樂課」及一些優秀的音樂學校。這是一個長久的教育方案，讓孩子們了解什麼是布烈頓靑少年管弦樂入門，什麼是奏鳴曲的樂章，讓真正有天份的年輕音樂家，能在没有背景的條件下累積豐富的舞台經驗。我想要再做的，是以音樂爲主導的文化推廣運動，那才是這塊土地最需要的。當我在芝加哥交響樂團時，我曾爲高中生、小學生辦過音樂營，結果連紐約愛樂、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人都慕名而來。可是，這裡的環境還不能提供一個空間來做，令人痛心。
你問我什麼是台北的表演藝術環境？我最近最好的一場音樂會，在顛了十多個小時車程後到達的台東，觀衆只有一百三十四人。最精緻最好的音樂賣座不佳，而我自認爲不好的節目卻常滿座。這是整個系統模式的問題，台北也是一樣。
（陳怡如 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