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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不曾想過要如何去舞蹈;我只是在稱做舞蹈的海洋中的一尾小魚。」──古川杏子。(曾明生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舞踏

舞廳的最後一夜 曾明生與舞踏的邂逅

舞蹈家曾明生曾在一九八九年的暑假到柏林參加由第三代舞踏家古川杏子(Anzu Fuzukawa)所主持的舞踏硏習營及《賃體舞踏──舞廳的最後一夜》Rent-a-body──the last Night of Ballhaus的演出:演出在Ballhaus的畫廊、酒吧、舞廳樓梯間同時進行,有男人和女人的爭戰,觀衆和表演者的互動,以及充滿暴力卻又幽默的舞蹈景象。

舞蹈家曾明生曾在一九八九年的暑假到柏林參加由第三代舞踏家古川杏子(Anzu Fuzukawa)所主持的舞踏硏習營及《賃體舞踏──舞廳的最後一夜》Rent-a-body──the last Night of Ballhaus的演出:演出在Ballhaus的畫廊、酒吧、舞廳樓梯間同時進行,有男人和女人的爭戰,觀衆和表演者的互動,以及充滿暴力卻又幽默的舞蹈景象。

請問是何時開始接觸舞踏的?

事實上,在我到柏林參加舞踏的硏習營之前,對舞踏並沒有太多的接觸。第一次看到舞踏的表演是在一九八七年的秋天,那時我在加州大學攻讀舞蹈碩士,「大駱駝艦」舞團到學校來演出,便前往觀賞。舞者的裝扮非常的奇特,動作對一個學現代舞的人來講好像不是動作,而速度又出奇的慢,表演當中,席間便有些許的不安與騷躁,有些觀衆甚至未及中場休息便匆匆離開,而自己卻像一鍋沸騰翻滾的熱水,有股難以忍受的熱量在全身上下竄動著,一到中場休息便衝出劇場,在廣場中央不自主的對空揮拳大吼,衝擊才得以稍微舒緩。而且還是因爲好奇,才又回座忍受下半場。當晚回到宿舍,我向室友抱怨了一個晚上,討論演出的情形,發現我的英文從來沒有這麼流利過,最後總算能夠上床睡覺,否則眞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是第一次,印象非常的深刻。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另一個舞踏團體「山海塾」也到學校來演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幕──在藍、橘、藍相間的天幕,有如夏日海邊的晨曦中,舞者自天而降,細緻緩慢地蠕動,有如嬰兒般重生在德弗札克的音樂《美麗新世界》裡。走出劇院的剎那,我有種被洗滌淸淨,無限輕的感覺。

一九八九年的暑假,一位芬蘭籍的同學吿訴我在柏林有一位古川小姐(Anzu Fuzukawa)將舉辦一個舞踏硏習營,兩個星期的課程收費大約一萬台幣左右,課程結束後還會有正式的演出。我雖然覺得學費貴了些,因爲好奇仍決定飛到柏林去參加。

大概介紹一下古川小姐好嗎?

古川算是第三代的舞踏家,舞作中有較多幽默的成份,出自「大駱駝艦」,自己曾成立舞團「舞蹈愛的機器」Dance Love Machine,後來又組了「舞蹈.奶油,東京」Dance Butter Tokyo,Butter和Butoh的發音很接近,可能含有反諷的意味。她常在歐洲各個城市表演,有幾名女孩跟著她,是核心的團員。古川的東西雖然前衛,但她也有紮實的技巧和淸楚的理念,是被學院所接受的人,也在大學敎書。天安門事件後,她曾在歐洲做了一個《來自中國的偵探》A Detective from China的表演。

把身體當成工具或奴隸

可否談談硏習營上課的情形。

參加硏習營的人有很專業舞者,也有只是因爲興趣前來的人。第一天上課時,我們從頭到尾只練兩個不怎麼像動作的動作。一是迅速地放鬆軀幹,讓它向前下墜,再慢慢以背頂回;另一個則是盡最大的力氣扭轉緊繃軀幹四肢,大家腰酸背痛,古川卻大聲喊著:「不夠,不夠。」她強調要讓身體自己去動,並堅決反對固定的舞蹈形式,企圖幫助舞者解放身體的技巧和習慣。她也讓我們練習從外型的模仿來哭和笑,例如牽起嘴角,歡喜便顯現出來了;利用張大扭曲的嘴形便可以表現哭相。我起先覺得很荒謬,後來也漸能體會,這不是身體影響心理的道理嗎?只是我們常不太注意身體傳給我們的訊息,而把身體的「我」排除在「我」這個概念之外,當成工具或奴隸。

在硏習營當中,我們也開始選角,展開《賃體舞踏──舞廳的最後一夜》Rent-a-body──the last Night of Ballhaus的排練。Ballhaus本是一棟空屋子,也是我們演出和上課的地方,表演同時在Ballhaus裏的舞廳,畫廊、酒吧、樓梯和外面的花園中進行。我在裡頭飾演一個偵探的角色,游走於各個場地之間。服裝是厚大衣、七分褲、一脚紅一脚黃的襪子。觀衆剛開始進場的時候,七、八名偵探拿著無線電在戶外以躱躱閃閃的方式穿梭,報吿室內的人已到觀衆的人數。

夢境般的舞蹈

同時,在Ballhaus二樓的畫廊中,飾演睡美人的舞者漸漸從睡夢中甦醒過來,在她的床邊有頭上長著牛角如牧神的男人,彷彿在夢境中行走;地下室的酒吧中則有一名手拿破鞋的說書人,以日文大聲唸著故事,每講幾句就以鞋拍桌助興;樓梯間則堆滿了人體,像一尾尾的魚,以緩慢的速度向樓下移動;大廳中則有許多名男子,他們被安置在大廳的各個角落沈思,甚至因失神而跌倒,然後再爬起來重陷沈思,彷彿在說男人是「思考性」的動物,而「情緒化」的女人則翻箱倒櫃的尋找東西,每一回的結果都是失望,有人便開始大哭,或察看男人的身體,察看他的耳朶,及腋窩下方,認爲或許藏有她要的東西,看了之後則哈哈大笑起來,形成極爲荒謬的可笑對比。最後轉變成一對對的男女以跪姿跳探戈舞的情景。這其實是很不舒服的,特別對膝蓋而言。但那裡的氣氛讓表演者願意嘗試一些比較冒險的動作,放縱藏在身體內部的衝動和慾望。

有觀衆席嗎?他們的反應如何?

觀衆並沒有特定的位置,他們可以在屋子的各層自由走動。有時也和表演者發生許多互動,如有一回當我要通過走道時,一名觀衆硬是不肯讓我過去。我和他「周旋」了許久,只好先繞到別處去。但這種互動挺好的,有遊戲的樂趣。

音樂的部份呢?

現場有兩名音樂家,他們負責所有和音樂相關的部分。有些曲子是他們事先錄好的,有些則是當場製造出來的。

一共演出幾場?售票?他們如何籌措演出的經費呢?

我們一共表演了十五個晚上,觀衆必須買票,除了學員交的錢之外,他們也向日本及德國政府申請補助,記得我們演出的時候,電視台還轉播我們部份的演出。但舞團的固定成員多兼有其它的工作,如敎舞等來維持生活,其中兩名女舞者還組了一個團〝Theater Danse Grotesque〞,常和幾名德國人合作演出。

舞踏的美學形式對您後來的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令我思考許久。也許有吧。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我決不會讓舞踏的形式直接進入我的作品,但舞踏給我的影響是比較精神層面上的,它的訓練和西方的芭蕾及現代舞都有很大的差別。參加古川的舞踏硏習營似乎也開拓了我的舞蹈視野,他們有一種追求極致的精神,要求你完全的投入和付出。我記得那十五個在Ballhaus演出的晚上,人到最後幾乎已經進入虛脫狀態,雖然肌肉無法負荷,聲音都喊啞了,卻有很強的意志力支撑下去,那樣的氣氛和同伴的精神的確會給人這樣的鼓舞。

(本刊編輯 黃尹瑩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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