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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瑞士「噪音團體」同台演出的台灣南管,在舞台上並沒有呈現多元對話。(圖爲其排練情形)(丘德眞 攝 破週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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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氏孤兒與新納粹惡童

曾經協力合辦過第二屆台北破爛藝術節的《破週報》,在二月邀請了瑞士Schimpfluch和香港黑鳥來台演出。作者認爲兩個外國團體:「或有雞鳴狗盜與孤臣孽子差異,但聽在有文化隔閡的台灣觀衆耳底,則同樣是囉囌嘮叨的說敎者…」

曾經協力合辦過第二屆台北破爛藝術節的《破週報》,在二月邀請了瑞士Schimpfluch和香港黑鳥來台演出。作者認爲兩個外國團體:「或有雞鳴狗盜與孤臣孽子差異,但聽在有文化隔閡的台灣觀衆耳底,則同樣是囉囌嘮叨的說敎者…」

《破週報》於二月上旬接連舉辦了兩個皆被籠統納編於「地下」或「另類」的活動,先是二月三日在台北、四日在台南進行聲音實驗的「瑞士噪音+台灣南管」,未及一周之久,九日十日及十一日分別於台北、台中與台南三地,繼而啾啾鳴囀起來自香港的「黑鳥全台音樂行動」。

前者被視爲破爛節集團化整爲零的游擊策略,延續新聞熱度之餘震與下一波戰役之先聲。來自遠方的聲音,總像是象徵發聲者國族命運的命盤。至於本身爲香港政治異議音樂的後者,則帶來面對那個於我們而言僅是惘惘的威脅,卻是即將呑噬他們的恐龍──中國,那是一種不得不爲之但無可奈何的悲鳴。

實驗性或多元對話?

弔詭且尷尬的現象是,整個活動釣捕媒體與觀衆們視線之誘餌,並非表演主力──瑞士團Schimpfluch跟黑鳥本身,反倒在於和他們同台合作的搭配者。

在第一個系列活動裡是,似乎同噪音八竿子打不在一起的台灣南管江之翠劇團,第二個系列活動則爲,形象與反抗音樂的淸新、正義大纛背道而馳的的黃秋生。

然而,此種異國聯姻及改變某位明星面目的戲法,「世界音樂」與一干大牌電影導演們,業已用獎項和業績鋪排出一條旣具正當性又菁英性的康莊大道。《破週報》之活動亦遵循此一時代方向,一方面刺激人們鑽探人際網絡之「八卦」好奇心,另一方面更挑起若非見證優良藝種誕生,便是目睹畸型兒夭折的想像力與冒險心。

但這絕非展現了什麼冠冕堂皇的「實驗性」和「多元對話」,羅列分析主菜/配菜之間何異何同,正是整盤遊戲所設定的機關與謎題所在。祭出台灣民粹(快要變成國粹了)的南管,「經典藝術」和「本土化」神聖光環龐大的磁場,伴隨著國人近年來水漲船高的自信心,它安撫了一部分觀者認爲此類活動僅是無意義胡搞瞎搞的狐疑,也賦予其他觀者一種老骨董將被批鬥羞辱之期待。

相反的是,友情贊助之異色人物黃秋生,不但粉碎了異議者無菌純潔的神話(無法假裝忘記他演過的電影),踩到了人們理想與飯碗落差之痛腳,最重要的是,他使得黑鳥不致於與高得令人難以喘息,道德得令人聞之生畏。

師老兵疲的「兩種」精神

掩藏在多頻率衆聲喧嘩的煙塵下,其實是兩種精神意識不約而同地師老兵疲,苦無寸進。這兩個活動就像多頭主角的漫畫、群星會串的演唱,除了說明主事者缺乏信心之外,還使得原本意欲闡述的主題顯得模糊且心虛,甚至被喧賓奪主。從它者借支了生命,不過閃躱了問題並延遲了困境,延遲了兩種旣不想走進廟堂或街頭(因有厭惡的集體主義),亦不想成爲資本主義的傀儡,試圖用聲音、影像介入社會的不滿者之困境。

自解嚴以來,即使五花八門政治社會議題或耳語,滲入了台灣人骨子裡,但人們總似只會線性移動的單細胞生物,面對世界的壓迫,有人歇斯底里地盲目狂熱,有人冰山冷漠地視為不見,有人朝三暮四地在兩極間擺盪來擺盪去。

台灣並沒有生產出什麼具有文化想像力的生活態度,文本創作亦然。低能與敎條兩大陣營橫亙眼前,一方停留在辭彙上自以爲有趣的意淫,另一方好比一些機智歌曲,像是硬唱成調的某政黨黨綱、某社團社訓(如某些社運歌曲),其它則自己不理會政治社會現實,要不一味莫明其妙地胡鬧搞笑,要不就是相纏綿相怨離到彼此虛脫無力。

於是,人們一直對小劇場、地下音樂及另類表演抱予改變窠臼的期待,生命興趣、志業二而合一之憧憬。而被視爲與外國噪音圈桴鼓相應的破爛節群落,及不斷被拿來和香港黑鳥相提並論的台灣黑名單工作室,其精神氣質、攻防戰術跟困境,則是相當具有指標性之案例。

誰來看這種「表演」?

總的而言,《破週報》所舉辦之兩項活動,並沒有激起多少漣漪,可算頗爲失敗。究其原因,瑞士Schimpfluch和香港黑鳥之風評,或有雞鳴狗盜與孤臣孽子差異,但聽在有文化隔閡的台灣觀衆耳底,則同樣是囉囌嘮叨的說敎者。

早就受夠長篇大道理的人自然意興闌珊。再者,前者表演太像有錢有閒國度(台灣一直想成爲東方瑞士)公民無聊的成人家家酒,而對於後者,除了寄予無濟於事的欽仰與同情,只能令已嫌煩惱太多者再添煩惱。所以,沒什麼市場當屬意料中事。那些肯花錢購票入場的觀衆們,絕大部分不是來買空運來台的外國敎訓,而是來享受菁英品味與異國情調,來看「表演」的。

香港黑鳥和台灣黑名單工作室,歐美噪音圈和破爛節群落,代表著兩種社會不滿者積極反抗的不同向度。其差異在於,前者著眼集體救贖、意識信念及質之良窳,後者側重肉體慾望、器具物質及量之大小;前者肩掛著一切人文主義者必有的各式苦澀,後者則駝負著非人文主義者難逃的種種汚名;前者深爲統合理論與實踐之矛盾落差所苦,後者之論述常僅是合理化自身行爲的辯辭。

然其共同點則是,一樣走在國際主義/地域義含(瑞士牛鈴、廣東戲曲、福佬南管及原住民音樂)之雙面刀口上,對新科技強烈的信心(電腦是弱勢者最重要的武器),懷著某類型烏托邦夢想,權力關係由上而下引發的內外爭議時歇時發。

當兩條路線持續了一定程度或時間,就走進了命運交叉的城堡,會在迷路的叉口撞見顚倒鏡像,那被捨棄的半個自己早在此處等著。

黑鳥、黑名單並沒有輕忽噪音圈及破爛節群落所執迷者(畢竟還是人),反之亦然(如果還要表演的話),然而問題癥結是,兩條路線並不相容亦無法調和,只能選擇其中一種認知、精神或病痛。

苦撑待變抑或當個新納粹惡童

於是,黑鳥、黑鳥之戰略姿態,雖然熱忱感人,也可長可久,但有時自綁手腳,不但無法破斧沈舟大破大立,也缺乏應變的柔軟度,有時則劃地自限,自毀爆破舊體制之力量及可能性。噪音圈尤其是破爛節集團則反向而行,一切都像顧前不顧後的短線操作,通常先革掉合作者及朋友的命,再革掉自己的命而分崩離析,一丁點名氣或權力便能使其腐化得無法自拔。

以憂國憂民知識分子自許之前者,愈來愈像是苦撑待變的異敎徒,看著自己逐漸失血委頓的托洛斯墓派孤軍;而乘媒體窺奇症與藝文新貴匱乏之後者,愈來愈像糾集藝術神棍們的馬戲團,一群敢玩別人命卻不敢玩自個命(前者與後者、六〇年代與九〇年代靑年最大不同)的新納粹惡童。

最後順帶一提,兩個外國團一週只要工作一天,便能養活自己,留下六天進行各種串聯創作。這是台灣所有創作者所企求而不能得者,這也說明了國內資本主義剝削勞動者之狀況,相較第一世界惡質遠甚。此也是一切弱勢者運動自主性偏低的主因。

歌德道:「不是死就是變」。在冷淡的世紀末進行反抗,更是如此。

 

文字|吳正甫  地下劇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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