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封信的意義並不在於其自身是否能自圓其說，而是在於其「關係」中的脈絡。從初期熱情洋溢的情書，到哀怨的訣別信，關係體現在一封封各自不同論述組成的單一信件中。

於是，《表演藝術》二月號田啓元的〈給劇場同志的一封公開信〉與隨後二月號的李永豐的〈劇場同志，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這兩封信，就令我很好奇了：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信的對象是誰？（或是誰是他們的同志？）田啓元與李永豐的兩封信放在一起又有什麼樣的延伸關係？

「拿錢有什麼不對？」

作為一封公開信，在沒有說出對象是誰的情形下，田啓元在信中首先質疑了「誰說小劇場沒有批判性了？」此一命題。

然而，在質疑之後，田啓元卻以「體制還在，社會不平之處，所目歷歷……」此一簡易的外在理由似乎證明了，或保障了小劇場的批判性之後，話鋒一轉，就急著說起了小劇場的工作人員有多辛苦又多辛苦，拿錢有什麼不應該的，並且大刺刺的直接說如果「有人」說小劇場拿政府的錢就是向主流靠攏，「那眞是不知是嫉妒，還是頭腦不淸楚。」

然後，田啓元感慨了一下「那些當年一起搖旗吶喊的人」，請大家不要有大老心態，否則要是出了一個「娃娃劇團」，我們就都玩完了，因爲我們都沒有娃娃小。（奇哉！原來小劇場是比年齡的嗎？）所以，在這封信中，我覺得其實田啓元花最多比例苦口婆心說明的其實不是小劇場的批判性或懷想當年，而是「拿錢有什麼不對」此一辯論過程。於是，李永豐在三月號所憋了一肚子的話，其實也都是在這個命題上「心有戚戚焉」了。

於是我先回到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答案就很淸楚了，就是田啓元在其信中一字沒提，李永豐勇於承認的「文建會國際性團隊扶植計畫」這個癥結上了。「臨界點」苦拼七年以來，第一次得到這樣一種長期性的補助其實可謂「遲來的正義」，照理說應該高興都來不及，為什麼田啓元自己卻一字不提，甚至如他自己所強調的「更何況所謂批判，不應只是批判外在的對象，也要批判自己……」一樣的仔細批判一下這個計畫的優劣，與「臨界點」在這個計畫中所經歷的改變呢？

拿錢當然沒什麼不對，不必把別人（暱稱的同志）當成嫉妒或頭腦不淸楚的白癡，連這點也不明白，而模糊了眞正的重點：跟誰拿錢？怎麼拿？拿來做什麼？因爲，在這個「錢與前衛」是否可以並存的命題上，若沒有這種較細緻的思考，只是強調大家苦要拿錢，那至於煙酒商、廣吿商……等等甚至政治團體的贊助，也就一併失去了質疑與批判的空間了。所以我覺得田啓元與李永豐在命題上，應該脫離中生代等團體一直使用的答案：我們很辛苦！這種簡單的結論。好好的想一下什麼叫作「我們的體制還在，社會不平之處，所目歷歷……」。

「『不要鬧了！』」

然後，信的對象是誰？這個問題從李永豐所大力描繪的：「你是誰，你做一齣戲，別人就得重視你，媒體就要把你捧上天。社會要補助，觀衆一定要來看才可以，那有這種道理？」這一段話中，奇怪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和我一樣的想法：李永豐所描繪的這種又被重視又有補助又有觀衆的劇場好像是大劇場，如表坊、屛風，並不是小劇場吧？

因為文中說完這段話後直接所「蒙太奇」的下文是：「況且前衛藝術或實驗劇場本就辛苦而寂寞的……」，於是將小劇場的工作人員（他也暱稱的同志）一竿子說成了似乎是一群想和大劇場一樣風光過日（也就是說其實小劇場與大劇場要的其實一樣，只是要不到而已）的人，甚至在慷慨激昻的「指正」下，大家應該打消這種念頭，他說：「不要鬧了！各位藝術的先知。」於是，大家在滿頭霧水不知道自己「鬧」了什麼的情形下，只得繼續聽他「指正」下去。

我想，李永豐可能有點誤會小劇場的人，想要和大劇場一樣有補助有觀衆又被重視的人是有的，但是或許客觀的事實會說明在大、小劇場之中所訴諸的觀衆與被肯定的重點向來有所「不同」，應該不至於如李永豐筆下所描繪的那般自我中心不可一世才是。

於是，這兩封信談到現在，好像是兩個「國際扶植團隊」在吿訴其它沒有拿到補助的團體不要嫉妒，不要頭腦不淸楚，劇場不要分大小，不要什麼都想要，不要鬧……這樣的一種「心戰喊話」了。

因為，這其中並沒有任何關於制度的詳細討論與深刻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反思，在單向認同其補助方式的情況下（以爲大家也都贊同這種補助方法），不但合理化了此補助計畫的盲點（為什麼要出國表演的團體才可以申請？），更試圖扭曲別人對此計畫的質疑，好像別人根本不應該談這件事一樣，這樣的一種「延伸」關係，使我更感到悲哀的是：好像眞的拿人家的錢就一定要為別人說好話一樣，同志，請想一想好嗎？不要做這麼明顯的傻事了。

其實你們做的事「本來」就沒錯，根本就不必在此欲蓋彌彰捉襟見肘，好好做自己相信的事，大家並沒有像你們兩個以爲的那麼盲目吧。

文字｜陳梅毛  台灣渥克劇團編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