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團八年多的優劇場，近期的表演風格由繁複進入簡約。去年九月份，他們到香港的演出引起了當地評論界大量的討論。在作者「解讀」這些評論之餘，同時也讓我們想到國內藝術界也許可以經由他們的反省來「反省」我們自己。
每年都有很多外地表演團體來香港演出，歐美的、亞洲的，主流的、另類的都有。有的較受注目、有的較被忽略；但無論如何，香港觀衆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形式都不算陌生。
台灣優劇場去年九月到香港演出、舉辦攝影展覽、講座和工作坊，其實也只是香港全年衆多外來表演的其中一個。
但從總數達五十多份的報章報導、訪問及評論文字裡，我們可發現，優劇場及其藝術取向，對香港觀衆來說，有種特別的意義。
這意義可能是優劇場本身擁有的，也可能是由觀衆附加上去的。在這關係中，表演者意圖傳達的訊息和觀衆意圖接收的訊息，互相影響混和，形成一個有趣的交流過程，裡面有理解，亦有誤解。更有趣的是，我們往往能從觀衆對演出者的評語和描述中，認識觀衆本身。
香港評論怎麼看優劇場？
「香港的劇壇……似乎從沒有劇團（像優劇場般）嘗試付出努力，定下目標，自我鍛鍊，切實追求戲劇藝術所賦予的生命觸覺。希望優劇場本次訪港，除了讓本地劇人看戲外，更能令我們加深反省。」
《大公報》
「對於物質需求多多無拘、不能執輸的城市人，對劇場也有類似的索求，因此愈來愈多標誌著繁華豐裕的劇目登場，像《歌聲魅影》、《貓》等等，用以滿足配合城市人身份和炫耀心態。對『劇場』這命題眞正純粹地思考和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實少見少。
因此在香港觀看台灣的『優劇場』演出，使人不得不感動和折服……看到當中他們所刻意追求的那種對劇場表演藝術（或者乾脆説對生命）的執著和認眞態度，眞是現世人生的大反調。」
《澳門日報》
「第一次看來自台灣的優劇場在港表演，總體印象是：好像經歷了一次東方新宗敎的藝術現禮。」
《星島日報》
「……優劇場目前的境界，一切外在的物質，或物力，包括形象，都不重要了，比如他們八年來一直看著的『山』，現在，『山』不算是甚麼了。『心中無山』，這是他們如今的境界。」
《信報》
「這樣屬於大自然、屬於民間的鮮活藝術形式，雖不是首度來港，但像那麼全面的文藝交流，又確屬難能可貴。在台灣本土，他們到處徒步的邊演邊生活，可能已是司空見慣，但在香港這缺乏心靈空間的繁忙都市，對這樣活在生活裡的藝術，應該看看多學，然後自成板斧。」
《東》周刊
香港觀衆希望優劇場是他們的反照
「山」對「城市」、「心靈」對「物質」、「出世」對「入世」，「優劇場」對「香港」，我們（香港觀衆）對優劇場的陌生，令我們傾向採取一種簡單二分法去理解優劇場，把它和香港放在天秤的兩邊。
情感上，我們希望優劇場是我們的反照，以補我們自身的不足。如此，我們希望相信他們是苦行僧，而非領薪上班的演員，我們希望他們是一同住在山上，過著公社式的生活，而非和我們一樣每人有一個家。
天秤的作用是比較，我們論述優劇場的時候其實往往也同樣在論述香港，有人認為優劇場有的正是我們所缺的，也有人認為優劇場已經「超脫」我們，與我們完全無關。
「你們是否認為自己很超脫？」這是優劇場在香港經常被問及的問題。「超脫」有時被喚作「出世」、「超然」，或者「超」至「不食人間煙火」。彷彿優劇場是一個修行而非表演的團體，彷彿他們是僧侶而非表演者。對香港人來說，優劇場所代表的生活哲學，比優劇場的表演更引人注目。
「……我覺得優劇場似乎以形式蓋過内涵，過度強調了自己從山上來的『非城市』本質，有過度賣弄苦行僧修為之嫌。而一些團員剃光了頭，穿著印度耆那敎（？）土褚色袍子滿街走，稱自己身體是『東方的大自然』（見場刊中劉靜敏的文章）。這樣子揉合多國文化宗敎特色，要在失根年代尋找心靈的故鄉，卻讓人看不透，哪裡才是藝術家表演藝術所家的原鄉──『東方的心靈』，橫看都絕非不吃人間煙火的最佳代名詞。因而使我覺得有點兒『扮高深』的況味。」
《星島日報》
「優劇場到訪香港，如一班僧侶似的表演外，向我們展現人在大自然裡修行的圖象？山上／山下、出世／入世、古老／現代、心靈／慾望……他們是『超然』的一群？」
《經濟日報》
台灣能，香港不能？
香港觀衆對優劇場的種種反應，除了因為陌生外，也多少因為台灣其實和我們很「接近」。「接近」不單在於地理距離，也在於文化和經濟上。
如果優劇場來自日本，而不是來自同是中國人的社會，同是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台灣，觀衆的回響一定不會如此熱烈：「為什麼台灣能發展出一個優劇場，而香港不能？」
香港戲劇現今的發展狀態，從政府「功能」角度建立了很多硬體，如衆多優秀的演出場地：演藝學院、藝術發展局、市政局等資助機構。這些條件令戲劇於近十年持續一種蓬勃的狀態──每星期全香港上演兩三齣劇，上座率不斷提高。
如果香港政府想要的是數字上的蓬勃，它應該滿意了，但是我們追求的是作為文化主要構成的戲劇藝術，我們香港的戲劇距離應有的水平很遠。
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主導的社會心態，令「我能否賴此為生」和「我是否有專業技術水準」，成為戲劇團體者通常最關心的問題。至於「我對戲劇創作的追求」則變得相對地次要。
無奈和妥協是香港戲劇界一種相當「主流」的情緒。隨著九七臨近，社會瀰漫著的短視、功利、妥協，無奈的情緖只會像傳染病般漫延擴散，不會退減。
在這種情緒下，優劇場的來訪，展示他們對藝術理想，甚至對生活的不妥協和委身，可說是直接對香港戲劇生存狀態的衝激而導致強烈的反應。
令人欣喜的台灣，令人痛惜的香港？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台灣雲門舞集最近來港演出《流浪者之歌》後，一份發表在《蘋果日報》評論裡，文章題為〈令人欣賞的《流浪者之歌》，令人痛惜的香港藝術界〉：
「……（雲門）他們天天淸早上山到舞室排舞上課，下課後亦步行同樣的路程。其實，舞蹈員可以明白到人生的道路是多麼艱苦──每天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去鍛鍊自己的意志和體魄，除了感受自己外，也要留意身邊的環境與事物，不能與社會脱節。
像香港的藝術家，他們自顧自己，不理會其他人……自我中心，只接受自己的一套……不經過思考，不肯吸收生活體驗……」
「……也難怪人家説，香港只有商業藝術，而沒有眞正的藝術，怪不得搞了一輩子藝術，也是一塌糊塗，不知所謂……」
漫罵容易，分析困難；簡化容易，深化困難。香港從來不是培養藝術的理想環境，但若仍要我們的藝術在跌跌撞撞中發展起來。香港的藝術界、評論家和觀衆都需要建立起一種不亢不卑的態度，來面對自己、面對別人。
文字｜茹國烈 香港藝術中心演藝節目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