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甫創團的創作社結合了八位「三少四壯」輩的劇場人，以製作導向爲主，開發中型劇場的表演形態。創團作《夜夜夜麻》是他們面世的第一張成績單，編劇紀蔚然說：這是一齣以麻將爲喩，探索四名中年男子退化過程的戲。
創作社《夜夜夜麻》
12月19〜22日 20：00
12月21日 14：30
新舞台
如果時光倒流，讓你回到童年，你願意嗎？我不願意。
從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亦即自我開始貯存記憶的時候，我已隱約感到「快樂」似乎是個永遠買不起的奢侈品。我好像掃把星，幾乎所有和我有關的人、事──小至家庭，大至國家──都充滿了不幸。那時的我，像風雨中的蜘蛛網，過得膽顫心驚，連搬個家都讓我感到無所適從。印象很深的是，小學時，有一個下雨的晚上，父母未歸，我站在月光下的門口等他們，不意有個醉漢走過來，對我說：「幹你娘！」嚇得我哭著趕快關上門。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所面對的世界，彷彿就是那個一搖一晃、粗言粗語的醉漢。直到今天，我沒有擁有過照相簿：我有撕照片的習慣。或許，我想藉由撕照片扯爛過去，消抹記憶。然而，記憶可能像照片會褪色變黃，它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如果時光倒流，讓你回到大學時代，你意下如何？
可以一試。
編織夢想的年代
大學四年是一段我常回味的過去。之前，我像幽靈般似的，過著別人叫我過的日子，走在別人爲我鋪好的道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感覺的動物……腦死。大學是我啓蒙的開始（我是一朶晚開的花），開始觀察身處的世界，開始體認我的存在。那是一種成長的快樂，甚至連帶著成長所併發的痛苦，都是一種快樂。
那是一段充滿愛情、文學、音樂、電影的日子。
那是一段天天和死黨鬼混的日子。
幾個死黨一起品評馬子，一起亂談卡夫卡、尼采、艾略特，一起臭蓋白先勇的《台北人》、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王文興的《家變》、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一起哼唱Led Zeplin的Stairway to Heaven、Joni Mitchell的Woodstock、Don McClean的American Pie、John Lennon的Imagine，一起讚嘆狄西嘉的《單車失竊記》、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楚浮的《日以繼夜》、安東尼奧尼的……
那是個編織夢想的時代。
幾個死黨當中，有的立志要於畢業三年內賺下第一個一百萬，有的要成爲終身的詩人，有的要寫一本偉大的小說，有的只要腳踏實地的過日子，而我是發願要寫幾部可以傳世的劇本。
然而，年輕時的願望，就像風雨中的蜘蛛網。我們噴吐出的許多夢想，還是經不起現實風雨的考驗。是風雨無情，還是我們不再堅持？不再堅持，是面對現實抑或自暴自棄？
沈淪變形的現在
好高鶩遠也好，自不量力也罷，都不是問題。甚至妥協都情有可原。這幾年，最讓我不能釋懷的是，我們這一票人，甚至我們這一代，於二十歲過後的「沈淪」與「變形」。四十出頭的我們，在台灣的各個領域開始出頭了，但是我們眞正爲台灣做了什麼？除了對台灣經濟奇蹟有所助力外，似乎對這近十幾年的拜金主義也「貢獻良多」。眼觀台灣今天的亂象，我們這一代難辭其咎。我們看不慣上一代的迂腐，很不爽下一代的天眞；戒嚴時期我們偷看禁書，暗幹那些老頭，解嚴之後我們明鬥戒嚴餘孽，譏刺年輕小伙子的孟浪。我們什麼都會，就是不懂得反省。我們自許爲過來人，最怕成爲過去式，所以急於卡位，結果把自己卡死了。我們越過越虛僞，權力的滋味使我們「忘了我是誰」，誤以爲自己是生命的主宰，國家的主人翁，其實，換湯不換藥，我們還是過著麻痺的日子，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感覺的動物……腦死。
《夜夜夜麻》就是在這樣低落的心情下寫出來的（生活在今天的台灣，要樂觀很難，不放棄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全劇以反諷喜劇的手法，以麻將爲喩，探索四名中年男子的「退化」。我試圖以幽默的氛圍，召喚出悲戚的基調。「過去」，於本劇扮演極重的角色，但是我沒有玩時間的遊戲，不想用老套的倒敘提到過去，而是企圖用現在呈現過去，再由過去來反射現在。爲了烘托出他們成長的七〇年代──那個頹廢不安的年代──劇中多處提到當時流行的文化特產：有台灣的，有舶來的；有高眉的，也有大衆的；有文字的、聲音的、影像的。
詭譎語言的實驗
所有劇場元素當中，語言是我著力最多的實驗。我摸索節奏，大量運用髒話，玩弄成語、濫調（cliché）、俚語、黑話。我希望跳脫文藝腔的窠臼，避免西式語法的難堪，杜防日常說話的瑣碎，進而發展出一種旣生活且風格、旣很口語又帶有詩意的對白。
一種在台灣舞台從未聽過的對白。野心好大！
不管實驗成果如何，我必須向兩位給我啓發最大的劇作家致意：大衛．馬密（David Mamet）和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他們及其他當代劇作家的作品，使我對語言的認識跳離二分法的觀念（不是實話，即是謊言），並意識到它的多面性、社會性、政治性──語言和現實的關係、語言與權力的關係、語言於人際關係所扮演的角色、語言與再現的問題……。
如果語言風格可以從讀書經驗襲取精華，人物的塑造則必須從閱人經驗中提煉重組。人物是否成立，是我最大的關切；語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劇場無論如何演變──佈景可以免了，情節可以省了，甚至作者可以死了──還是少不了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物。
即使我想描寫的，是一群幾近「行屍走肉」的人物。
文字｜紀蔚然 師大英語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