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爾達（1930-2000.1）在近代古典音樂界裡，算是有史以來最激進，有著最強烈實際行動的思想革命軍。他不只在音樂上，甚至在言論上，都一直不掩飾、不虛僞地致力於實現使命。而他也是唯一一位，能夠橫跨古典與爵士的古典音樂家。
幾年前，在一張影碟裡，看見已經步入老年的固爾達，全身赤裸裸、一絲不掛地與他的伴侶、同樣也是一絲不掛的女打擊樂家Anders，在多變的燈光下，盡情而自得其樂地作即興演出時，我就知道，固爾達永遠是固爾達，永遠是一位不顧社會習俗外在形象的革命鬥士。
這位出生於一九三〇年的奧地利鋼琴家，在今年初過世前，曾經特別吩咐：希望在他死後，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訃文。他甚至曾經先假裝已經死去，爲的只是先看看世人對他死訊的反應。固爾達在近代古典音樂界裡，算是有史以來最激進，有著最強烈實際行動的思想革命軍。他不只在音樂上，甚至在言論上，都一直不掩飾、不虛僞地致力於實現身爲「世界性」音樂家的使命感。而他也是唯一一位，能夠橫跨古典與爵士，並與Chic Corea等爵士大師們相衡較量而毫不遜色的古典音樂家。
退還「貝多芬指環」
固爾達的怪異，絕非像現代一些音樂家，是爲了炒作知名度。這位十六歲就獲得日內瓦國際鋼琴大賽首獎的鋼琴家，有著過人的音樂天賦和記憶力，而他所追隨的老師也都是一流的名師，如鋼琴家Bruno Seidlhofer，而理論則隨Josef Marx學習。當固爾達還是以古典音樂家身分巡迴各地演出時，就經常以在幾個星期之內，連續演出全套的三十二首貝多芬奏鳴曲，或兩天彈完全部的巴赫平均律等驚人的成就聞名。而在一九六九年國立維也納音樂院貝多芬國際大賽的委員會（Komitee des ''Inter-nationalen Beethoven-Wettbewerbes" der Staatskademie Wien）決定將音樂界中象徵著至高榮譽的「貝多芬指環」（Beethovenring）頒授給固爾達（在此之前曾經得過此獎勵的演奏家有：Wilhelm Backhaus、Wiener Phil-harmoniker），他卻在接受頒獎時公開地對整個維也納音樂界批評維也納音樂院的陳腐敎育制度，還有古板老舊的傳統。而且，他當場說出了他所認爲應吿訴大家的貝多芬的使命：「我曾經是個音樂革命家，你們都應該和我一樣，然而你們卻被敎育成爲了一群順從的音樂官僚。」他並提出了四條改革維也納音樂院敎育方針的建議，並表示頒獎單位同意接受他的建議，他才願意接受頒授的「貝多芬指環」，否則他就要退還此榮譽。當然，頒獎單位視此舉爲公然的毀謗和侮蔑，於是固爾達就在一九六九年六月把「貝多芬指環」退還給了維也納音樂院。同月，並於維也納音樂節（Wiener Festwochen）中演出了全部的三十二首貝多芬奏鳴曲以示抗議，藉此展現他心中眞正的貝多芬精神。
走回赤裸的自我
固爾達在演出生涯的巔峰時期（一九六二年左右），突然對古典鋼琴演奏的生涯感到空虛厭煩，他開始嘗試以即興爵士的表達方式來與聽衆溝通，並希望能夠藉著這種擁有著無限精力與能量的表演方式，讓音樂與人類融爲一體。
這時期的「音樂家」固爾達，頭上綁著花色布條（花巾），盡情致力在鋼琴上即興。他彈奏，有時也高歌；他玩獨奏，有時也與Big Band合奏；他吹長笛，有時也吹bariton Saxophone。他遨遊於世界各民族的音樂之間，希望能夠以聲音傳達大自然中活生生的張力與能量，他怪異的舉止和行動，推翻了整個虛僞、刻板、做作的古典音樂世界。
其實，固爾達的思想與歐洲六〇和七〇年代的思潮有著極大的關聯。他一直奮力對抗傳統的拘束、限制，還有外在物質名望的誘惑與綑綁，一心想走回赤裸的自我、與大自然的無限精力之中。不同於其他擁有敏銳觸覺的藝術家們隱約而不直接的抗議，固爾達總是選擇革命性的顚覆和煽動性的直接對立。
當筆者在七〇年代，初到奧地利求學之時，正値固爾達徘徊於古典與爵士樂之間的過渡時期，因此聽到了他各式各樣的演出；從巴赫的全部平均律、莫札特的協奏曲，到爵士即興，無時無處都可感受到固爾達無比淸醒的冷靜穩健，及隨時掌控樂思的作曲家能力。在鋼琴上，他似乎刻意完全脫離主觀情緒的束縛與濫情。
固爾達革命性的作風，與顚覆傳統的精神，其實是一種藝術家不屈不撓的風範。他影響了一代音樂家的觀念，也掀起許多人的省思。而從他造就出來的女鋼琴家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身上，我們也似乎看到了傳承自固爾達的藝術理想與骨氣。
文字｜葉綠娜 鋼琴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